社会哲学作用分析与研究论文(共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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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作用分析与研究论文(共4篇)

 

 第1篇:社会哲学的研究现状及社会研究所具有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对于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以及促进哲学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哲学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下,我国社会哲学在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应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现状以及社会研究所具有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一、社会哲学研究现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对我国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明,但是它与西方哲学存在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并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担负着用实践改变世界的使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社会主导学科的主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各方面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教科书模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直到1978年,我国提出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在我国得到丰富和发展。


  3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多维视角出发,如经典文本、思想史、本体论、历史观、解释学等不同角度,而且不同的研究视角起到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主题为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以及历史观,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哲学学科自身,并对哲学学科自身进行了深刻反思。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深化了80年代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上升了对哲学性质、研究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等问题的追问与思考,同时还对现实生活中的发展与代价、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等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人在社会转型中的生存方式、观念变革以及思维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哲学


  哲学思想虽然在过去就已经产生,但是它缺乏完整系统的哲学学科,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明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为了改变这种“失语状态”,我国不得不接受西方哲学,并利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表达我国的思想。但是在接受西方哲学过程中,我们表现得非常的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同时还出现或西或中、非此即彼的现象,尤其是在西学东渐之初,从“夏夷之辨”到“中体西用”,到“民族虚无主义”再到“全盘西化”,这种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针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学无中西”的观念;李大钊认为应东西文化相互融通、合为一体;冯友兰、金岳霖等前辈用西方理性的思维去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并开创一条新哲学之路,为我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解决了把哲学史当作唯物和唯心主义的问题后,我国哲学的发展就呈现一片光明的前程,在哲学史观、哲学通史以及断代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在儒学方面,我国出现了专门研究儒学的论著,对哲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出土的简帛文献,对我国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道学方面,我国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最重要的成果为《中华道藏》和《中华道教大辞典》的编纂,此外还对道教文化的内核内丹学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并获得了大量的非常珍贵的内丹学资料,并将内丹学的江湖文化变为学术文化。在佛教领域,更多是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将持续进行下去。


  目前,我国哲学界既有共识又有争议,其中把哲学史当作人类发展史的一部分是哲学界的基本共识,而且还承认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史,但是又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存在一定联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外在世界人和物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是人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并且以创造性的思想把握了部分真理,因此就形成了认识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环节。其次,中国哲学不仅包含了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同时还包含了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联系中发展起来。因此,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人类文化的普遍性。


  (三)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是中国外国哲学主要研究的对象,与西方哲学研究相比,东方哲学研究也有少数研究机构和高校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是在规模、研究水平以及影响上都不如西方哲学,而且还不能确定东方哲学研究这个学科本身的定位和范围。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打破了哲学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局面,西方哲学研究者不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著作和流派,而且也不再将西方各种哲学当作腐朽反动的东西,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西方哲学,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新思想和新流派,从而拓展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围。另外,中国对外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仅限于单纯的介绍和评价,而是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研究事物的办法,如概念判断、本质还原以及逻辑分析等,同时也融合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开创出研究西方哲学的新途径,创造出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方哲学受到解放思想的影响得到了恢复和拓展,而且延续了此前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哲学也展开更深的研究,包括把大量西方的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如《亚里士多德全集》《尼采文集》《康德全集》等,这些西方哲学著作对中国研究西方哲学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使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对西方哲学的本质以及内在发展有了更加准确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在开展翻译著作过程中,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接触了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著作以及人物,如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唯理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通过对这些西方哲学的研究,人们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研究者开始撰写涵盖西方哲学流派、人物以及西方哲学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西方哲学。


  二、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


  社会哲学的意义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看:即现实生活的意义、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以及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


  (一)社会哲学研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们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提高人们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自觉性,我国社会哲学逐渐兴盛起来。特别是我国属于“追赶型”国家,社会转型非常得快,其他先发国家几百年完成的事情,我国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这种急速转型的方式,会造成问题集中或放大,并且面临着巨大风险。另外,人们在观念上也很难进行转变,这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同时还要引导人们观念上的转变,使社会转型顺利进行下去。这也是社会哲学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社会哲学的任务。


  (二)社会哲学对中国社会科学建设的意义


  社会哲学对中社会科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认可中国社会科学建设需要重建这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主要依靠于所要解释的经验,因此对于解释中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科学就需要“本土化”。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需要重建,这也是我国社会科学家的呼声。如果中国社会科学不能进行重建,会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另外,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我国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科学专家班子,有了社会科学的强大支持,我国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转型,才能推动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这种社会科学一定要能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应该是经过对基本理论修正的社会科学。实质上这种社会科学已经属于社会哲学的范围了,因此社会科学的重建是离不开社会哲学的帮助的,否则社会科学的重建是难以进行的。


  社会哲学具有反思性特点,在解决生活问题时,一般将社会科学作为中介,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还未成熟,需要进行重建,不能充当社会哲学的中介。我国应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应利用社会哲学帮助社会科学成熟起来,同时也使社会哲学本身走向成熟,这对于我国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对哲学自身发展的意义


  社会哲学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这也是社会哲学直接的实践兴趣。但是,社会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和理论活动,已经超出了特定的实践兴趣,而且一定会上升到对人类生活普遍本质的把握。另外,当社会哲学要将人类社会生活总体作为对象,这就说明它具有第一哲学的意义。”第一哲学“指的是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中心内容,即古代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现代的实践哲学。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第一哲学的意义,本文只从基本结论理解了关于第一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实践观点是引入了社会性维度,并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地说明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从而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使哲学的本体论现实化和具体化。哲学认识论上,最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性本质,但是只是单纯的“意识分析”,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对认识论上的超越,在“意识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的语言中介,可以使主体间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这说明对社会本质的研究是认识论研究的一种趋势。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比较封闭,因此人际关系的调节主要是针对个人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交往普遍化,因此人际关系调节主要针对的是制度伦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性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社会哲学的任务,因此对于社会哲学的研究对我国现代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不可忽视。


  三、总结


  总之,我国社会哲学的研究者应加强对社会哲学的研究,努力认识到我国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并利用社会哲学的创造性理论去解决问题,同时用真正汉化去说哲学道理,使我国社会哲学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努力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促进我国人民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作者:凌啸

  第2篇: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分析


  在现代社会评判与未来政策导向中,社会哲学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必须要求对当下社会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价值日标,还要对这些目标进行整合。儒家的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现代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整合与目标,因为这将会决定着人们未来自身的行为方向及对日前一部分政策的批判,就这些来看,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社会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特征


  (一)中国传统社会注重整体和谐


  对于某一社会内部来说,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物质丰富并没有成为公众追求的理想生活,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且对物质生活的水平提高限度坚持着保守的解释。在社会外部,不会存在严重的威胁,即使发生了威胁,解除的可行途径,也是社会关系的内部调整,不是国家实力的加强。在传统的社会里,尤其是中国古代,增长取向社会哲学不仅缺少社会的内部动力,还缺少社会的外部动力。增长取向社会哲学,可以产生在公众持续的、普遍的物质上追求,也可以在激烈的国际之间的竞争中产生,以及经济、技术的发展作为实力进行扩展创造中,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或是古代的西方,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


  (二)中国传统社会对德治主义进行贯穿


  古中国在没有完全破坏种族血缘的关系下由种族社会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家族本位社会结构。而这种结构,家才是国的基本,围是家的延伸。上到皇亲贵胄,下到黎民百姓,人和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都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基础来实现的。且儒家的德治主义是从血缘关系出发,渐渐上升到伦理政治,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天下和谐稳定。在这个道德伦理的主线中,个人只是起点,家庭是联系的纽带,国家才是终极,对于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实践过程的时候,维护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道德,德治主义也就成了儒家的和谐思想最为鲜明的特征。


  (三)中国传统社会看重道德践履


  传统儒家的和谐观不仅根植在中国古代的血缘家庭里,在以自然经济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里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中儒家的德治主义更是实实在在的扎根于世俗理论中。德治主义不仅维护了封建宗法还规范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在道德践履对理想的和谐社会作用上,德治主义也进行了强调。因此,儒家就对道德践履的看重成了儒家传统和谐思想的特征。儒家看重道德践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儒家把三纲五常作为评价个人道德的标准,更为积极的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把建立天下天平作为社会的重任,主动地去维护社会现存的次序,把实现王道的社会、造福民众等作为道德践履最根本的目的与内容。其次,儒家注重实践,认为道德践履比道德认知更为重要。从根本上看,传统的儒家和谐道德观最大的价值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提高社会的和谐、稳定。儒家所有的道德实践与道德的理论体系,都把维护整个社会利益作为最高目标与最终目标。其主张通过应用与道德践履完善社会、完善自我,强烈的时代的使命感与道德的责任感鲜明的体现和谐价值道德实践。


  二、现今人们对于儒家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的理解


  事实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已经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华几千年的进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单从社会的捕述来看,《论语》相对来说没有《札记·礼运》捕述的科学与系统。“大同”中表现得更为明确,“大同”将儒家思想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即使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今天仍然可以品味出书中描述的优美及动人之处。“大同”还说明了一些目前必须会遇到的元素,如物质生活改善,经济不断提升,还对品德的纯洁与无私、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关心进行了强调,实际上,这也并不是对社会最完整的捕述,还是存在一部分不足。实践证明,和谐价值远远超过了实力增长价值。


  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关于社会哲学的见解都如出一辙,也就是把和谐作为取向。除了一些主流的传统外,还存在部分非主流的传统。在这些非主流观念下,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实力,和谐价值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增长取向社会哲学的两大根基


  从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的转型可以看到,增长取向社会会哲学的两大根基:其一是国际间的竞争;其二则是国民对福利的期望值。这两种根基缺一不可,只有两种根基相结合,社会哲学才可以拥有坚实的基础。


  增长取向社会哲学采取政策、体制的方式可改造现今社会面貌,社会哲学下,对政策、体制的选择时,都是首先考虑其带来的效率。在当今社会,不管是社会人士与哲学家怎样不满,社会和国家真正尊崇的原则是发展第一、实力第一,而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内部公平和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都只是在兼顾的位置上,因为只是兼顾,所以很多时候就要被牺牲。从而当今社会的许多弊端,例如犯罪严重、环境破坏、分配不公等,都跟增长取向社会哲学有紧密的联系;这些弊端都一一遭到世人的谴责,这些谴责可以看出人们对更健康、更优良生活的向往。只有在健康、优良的生活环境下,人们互相之间才会得到尊重,人与人、自然之间都会达到高度的和谐。


  但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阶段要求人们必须对社会哲学转型以及实现更高的生活状态,都要有一个准确清醒的判断。且近代以来这两大根基,一直都存在。就算是目前的全球化,也无法动摇国家民族的地位,民族意识以及国家意识一直都很强大。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来,一方面是跨国企业、通讯网络等经济密切交往带来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一直没有消弭的民族意识,甚至于在社会、政治及经济统计的数据看来,民族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经济上如此,政治方面更是如此,军事上,军事力量核心也是民族国家,就凭民族国家对于世界的权威,可以给增长取向社会哲学强有力支持。


  四、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化分析


  在传统的社会,和谐取向社会哲学本就有理论和观念的基础,这些理论、观念自身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谐取向社会哲学呈现了传统的社会对于优良生活或理想社会的理解。就现在看来,好的生活就是物质可以得到满足,即便人的欲望不断增长,物质也要可以达到持续满足。那种物质上满足的仅是生活的基本需求,或是衣食无忧,精神却不能提升的生活状态,在现代人看来如今的社会状态不会成为理想社会。但是传统观念却不这样看,在古人看来,物质上的充裕并不是理想生活的必要因素,古人只求温饱无虞,丰衣足食,这样的社会理想与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符合的。虽然传统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异常缓慢。这种社会的条件下,保守、低下的生活期望是必然发展趋势。除特别情况外,儒家对物质丰富、生产力持续发展、物质的生活水平提高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致使和谐取向社会哲学另一个原因是,国家面临周边环境和应对周围压力采用的方法所引起的看法。解决内部和谐与总体力量两者优先问题上,哲学家不仅要表达社会公众理想的生活,还要对国家的外部环境进行判断,同时提出应对外部势力的方法,因为,对自身安全的保护是各个国家最为关心与看重的一个问题。儒家认为国家面临的外部势力带来的压力,是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得出比较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优先考虑竞争目标,尽力实现自身强大,而不是使内部关系和谐。反之,如果认为外部势力不会对国家造成压力,或认为在国际竞争使决定本国命运的是道义而不是实力,那么,就会有限考虑内部和谐问题不会优先考虑强大国家竞争实力。从儒家思想可以看出,儒家遵循的便是后一种。


  不同历史时期下,儒家的社会哲学设计的国家是不同的。孔子眼中的国家是周王室统治下的华夏各国,一直到战国,周王室统治的国家变成了许多诸侯国。虽然后来的孟子关心的还是各个诸侯国的统一体,但是现实让孟子不得不去从某一个诸侯国的角度思考问题。至于儒家后世眼中的国家,都是华夏王朝解体后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尽管华夏王朝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在儒家看来,外部势力根本构不成威胁,即便有威胁,也可通过调节内部和谐的方式解除。


  儒家总结的一些列理论和观点,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仁者无敌”这类观点,很容易被认为是迂腐的看法,在古代如此,在现代也是。不过,在过去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的安全都是建立在军事技术、军事力量、经济和生产技术,至于依赖内部和谐与安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没有人可以妄下定论。有一点是明确的,也就是和现代的社会相比,和谐对于传统的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弥补因为技术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实力上的缺陷。


  总而言之,现代的人已经明白,过去的改朝换代和现在的危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目前这种思想和背景下,富强成了最大的目标,也成了评估一切观念与理论的基本标尺,自然也包括和谐取向社会哲学。人们应该用宏观的眼光审视历史,进而了解当前世人所处的阶段,才能清晰的知道需要进步的地方,并且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做好,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就当下来看,如果没有使增长取向社会哲学带来的影响完全消除,人们过高的期望社会达到和谐,根本不可能实现,只会被当今的现实愚弄。


  作者:凌啸

  第3篇:社会哲学视角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一书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哲学反思和把握,主要研究社会本体论、社会结构、社会价值及其结构、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重点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结构和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本书从社会哲学的视野分析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将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融会贯通,是社会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一、写作背景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既是我国社会结构整体性变革的20多年,同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20多年。这一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时代特征。第一,有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哲学创新,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更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求哲学理论与哲学的创新。第三,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第四,努力恢复和确立人的主体性维度,更加关践、价值、主体、人这一层面的问题。最后,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个性化倾向比较突出,研究的平民化意识日益增强,并且分化的倾向也较为明显。该书的出版澄清了长期以来社会哲学学科观念模糊混乱状态,确立了哲学研究的大方向。


  二、写作特色


  本书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核心问题展开探讨,理论说明极具逻辑性,把对社会历史的观念称为“描述”。以“浓厚的学术思想含量、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分析和活泼的文字表述相统一”为写作风格,以“科学、严谨、朴实、规范”为创作学风,来展开内容的语言表述,力求既有学理的严肃、又有现实感的活泼文风。


  三、内容结构


  本书中王老师以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哲学的切入点,分为八个章节探讨了现代实践哲学的兴起、超越原子论与整体论、探讨一种复合正义论、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等问题。


  王老师首先从社会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入手,阐述了社会哲学发生和成长的可能性。接着论述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即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以及二者的区别。从而得出结论:市场经济与社会哲学之间具有一种潜在的关联性。接下来王老师界定了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指出造成研究困难的都是思维自身,应该让定义适合于生活,用生活中已有的领会去修正定义,修正理论思维,这种方法即为反思平衡法。由此,得出了对社会哲学对象的定义,即:社会哲学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的总体把握。关于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王老师从两个层面去论述,一个是现实层面的意义,再一个是哲学层面的意义,并总结得出结论,若现实生活与第一哲学两个层面对于互相贯通,将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书中,王老师一般的讨论了关于社会生活的描述即社会本体论问题。在可能性层面上对社会的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最一般的理论框架,一个社会思想的一般坐标系,以便借助于这一框架对于既往的社会哲学理论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考察,并由之而为探讨理论发展的合理进路提供某种借鉴。在这一章中,王老师先是界定了社会存在论的含义,接着重点论述了社会生活的描述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强调指出政治作为一种技术为人类所特有。对于日常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关系,王老师指出:没有观点就没有理论,理论是观点的产物;理论语言不可避免的是派生并依赖于日常语言的。对于社会生活理论描述的后果,王老师指出:科学语言的描述通常片面抽象,而哲学语言的描述则会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它必须遵从理论语言的规范;它必须满足整体性描述的要求。最后得出结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社会哲学的中心问题。


  在书中,王老师介绍了人类本性的三维度,即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指出“人类首先是一种生物存在,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超生物性的精神性存在,人赋有意识,这使得人类从根本上不同于普通生物。”并进一步论述“结成社会是人类能够作为人而存在下去的最基本的条件。”继而得出结论:人之为人,只能“文化地”存在着,文化是人的宿命,人类的社会性是一种有文化的社会性。


  王老师在书中指出,人类活动有三大基本领域,即经济活动、精神文化活动和社会秩序。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三领域的结构关系,也就是本书探讨的基本社会结构。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人类诸基本需求的一般满足方式是以“瓶颈需求”为基准的,在优先保证“瓶颈需求”获得某种可视为最低限度的满足的前提下,再尽量地去满足其他基本需求。诸基本需求的满足方式以“瓶颈需求”的满足为标准,从而得出结论:社会基本结构是由满足“瓶颈需求”的活动领域决定的。


  在书中王老师还对社会价值进行了考察,指出社会的基本价值关系为权利和义务。并进一步阐明人类社或活动诸领域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为效率、公平和自由。接着详尽的论述了社会性综合价值--正义论。王老师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分离性使得各个角度、各个领域的价值原则彼此冲突、难以并存。这种冲突和难以并存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不可能,因而必须予以折中协调,使之能和平共处,共同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样一种用以折中协调诸价值原则的价值原则,便是一种正义原则。作为一种协调诸原则之原则,正义原则便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原则。正义价值的综合性体现在对各对立价值的折中上。首先是对权利与义务价值的折中。书中主要以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三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原则——效率、公平、自由——的平衡和折中问题。


  四、观点创新


  在书中,王老师把社会的结构方式与人类的活动方式相联系,阐述了经济、文化、政治三大活动领域的基本结构关系从领域和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这是极具创新的观点。


  首先提出了“瓶颈需求”的概念。王老师指出:“诸基本需要的满足不可能齐头并进,而只可能是在保证各基本需要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满足的前提下,根据各活动领域的‘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活动量的分配上,起决定作用的便不是‘生产’能力最高的活动领域,而是‘生产’能力最低的活动领域,即‘生产’能力最低的活动领域有权要求优先获得足够的活动量以满足最低限度的这种需求,这种其满足手段匮乏或稀缺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按最低限度要求予以满足的需求,可称之为‘瓶颈需求’。”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秩序成为“瓶颈需求”。政治活动获得特别重要的中心地位。这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需求和生产获得了一种基准的地位,进而意味着,要求以生产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为基准来决定如何安排其他领域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非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合一的社会运行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的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的普遍化,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市场交换的副产品。由于成本的低廉,这一生产方式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主导的社会秩序生产方式。政治活动的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市场经济社会不再那么重要,其限制作用也就成了弱强制,或不再强制。各活动领域各归其位,形成诸领域相对分离的状态。


  由于在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精神两种现实的生活需求中的物质生活水平一般地稳定在大致能满足基本需求的水平上,易生波动的社会秩序对于人类的生存便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于是,主要地提供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便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经济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建立或保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而结合为一个其间具有高度密切关系的整体,即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工与交换高度发达,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人们之间由此而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经济纽带关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得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力量。这样一来,政治活动虽仍有社会整合的重大作用,但既然不再是社会秩序的唯一主要提供者,作为统合一切领域的中心地位自然不再存在。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活动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这可简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引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诸价值原则的疏离、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复调化等一系列变化。三大领域从合一到分离的转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理论体系,这为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者:刘本贵

  第4篇:关于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研究


  社会哲学可以直接决定现行社会政策的评判和未来政策的导向,它们都必须能够为当今社会明确具体的价值目标,而且还要良好整合这些目标。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现代研究的目标与整合是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这一维度将会直接决定人们对当前的一些政策的评判以及对自身未来行为的方向,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它还能够有效制约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社会评判功能(包括职业领域),而且还对不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评价以及设定教育方针等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当前人们对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理解


  实际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已经非常深刻,随着几千年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仅仅就描述理想社会来看,《札记·礼运》要比《论语》要更加的系统和科学。这从“大同”说可以得到明确的表现,它将儒者的社会理想完全表露在读者的面前,就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我们再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能够感觉到它是描述美好社会当中最为优美动人和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它道明了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些要素,比方说物质生活的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强调人们品德的无私和纯洁、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睦,以及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事实上,这并非和谐社会的完整描述,它是存在缺陷的。实践表明,和谐的价值大大超过实力增长的价值。在《论语》中的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种观点在后来无论是宋明理学家还是两汉哲学家那里都名言实质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是说社会哲学的见解都是一模一样的,即以和谐为取向的。除了主流传统以外,还有一些非主流传统,主要是法家(代表为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明代的李贽以及清朝的颜元)。在这种非主流的观念下,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和谐的价值在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二、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会是现代研究的必然趋势


  就目前而言,虽然儒家思想受到了法家思想的挑战,但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和谐取向仍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因为它能够被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换一句话说,在传统社会当中,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根源根深蒂固。它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普遍性理解。而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优良生活,传统社会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看法迥异。在现代人看来,好的生活首先就应该是物质充足(至少是衣食无忧)。而传统的观念就是丰衣足食,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即可。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直接决定的。当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由于环境比较闭塞,发展比较缓慢而已。在这种条件下,低下、保守的生活预期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除此之外,导致和谐取向社会哲学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人们的想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哲学家不但要表达社会公众的生活理想,还要对国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精准的判断,因为如何维护自身安全是每一个国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注意到的是,在古人对“国家”的理解中,比方说孟子,它始终认为,国家内部的安定要比实力的增长更为重要,除此之外,伦理道德可以转化为国家的实力,决定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道义,而不是军事实力。所谓“仁者无敌”就是对其进行的一个充分表达。这些观点后来成为儒家学者的基本信条。而儒家的这一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呢?这个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仁者无敌”这种观点就是迂腐。


  三、总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人已经意识到,以往的改朝换代比起当前的危机,二者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大背景和思想观念下,“富强”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且成为评估所有理论和观念的基本尺度,当然也包括了和谐取向的社会哲学本身。鉴于此,我们应当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清晰地明白我们前进的方向,并且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就当前而言,在没有完全消除增长取向社会哲学的社会根源以前,如果我们过高地奢望和谐,只会被现实所愚弄。


  作者: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