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1.引言:另一种声音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一批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通过发动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摆脱近代中国遭遇的文化危机,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与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融合中西,建构起一种“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111。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至今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学不仅在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巾只,同时更是一支重要的心理学理论流派,它作为中国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中“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而要真正理解现代新儒学的心理学意义与价值,首先需对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这一概念予以论证,因为即使是专研心理学史的人对这个称谓也是很不习惯的一一方面,凡研习心理学的人一般不会去刻意区分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就目前科学主义绝对主流的局势,决定了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心理学代言人,人文主义心理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尚不足以与之形成抗衡之势,因此,心理学两个主义的划分在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西方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仅是用以反省的阶段性工具与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但却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不仅诸多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等,即使如哲学、美学等人文学科,均是在近代中国通过西学东渐逐渐形成与确立,因此近代中国是各种学科建立的时期,这其中就包括心理学。中国的科学心理学是在近代时期,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直接从西方全盘式地引进,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心理学基本上是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引介及再验证,大凡西方心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在中国几乎都有人进行相应的研究,当时几个主要心理学刊物发表文章几乎涵盖心理学所有分支领域;大凡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几乎都有人使用,如郭任远进行的“胚胎行为”实验研究等;西方心理学的各种流派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如蔡元培与构造主义,唐钺与机能主义,肖孝荣与格式塔心理学,高觉敷与精神分析学均是紧密相连的。鉴于此,大多学者认为以“科学心理学在中国”较之“中国的科学心理学”的称述,更妥贴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进程与具体状况。也正因此,当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中西对比时,自然会遭遇“今不如古”的尴尬。

  

  中国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不可能不涉及人类心理与精神活动之本质与规律的探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必然有心理学研究,只是这种研究思路与体系,不同于西方文化所孕育出的科学心理学。众所周知,西方心理学是以笛卡尔主客二分为学科逻辑基点,因此它一直强调客观性、可还原性、可操作性原则。于是我们看到行为主义将人的复杂心理还原为S~R的联结,认知心理学用计算机模拟大脑活动,精神分析以生物本能的力比多来解释人格结构与机能,即使是人本主义提出的自我实现仍然是一种似本能的东西……。所有这些表明,西方心理学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路线,其研究思路均是“由下至上”的,即从心理与行为的最本原点一生理机制出发来构建成其理论体系,故其实质仍是科学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与精神的探究并不符合这一思路,它走的是一条“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与行为的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因此,当视野转换为心理学人文主义取向时,人们立刻感受到迥然不同的差异。首先人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论述更多地概括为“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而非“人文主义心理学在中国”。“中国XX”和“XX在中国”之间的差异决非出于文辞修饰的需要,而是对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发展实质与脉络的映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XX”和“XX在中国”两个概念的区分并非只是中国心理学领域的特殊现象,它早就为人所关注。现代新儒学代表性人物冯友兰(1895~1990)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谈到“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的区别,认为19世纪末以来,在近代化过程中,伴随社会变化中国哲学的形态与内容发生了转变,产生出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哲学。“中国哲学”的“中国”是指哲学的内在属性而言,“哲学在中国”的“在中国”是指哲学的外在环境而言。他说:“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131与哲学有着相似背景的心理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使用现代心理学的逻辑框架来整理与挖掘传统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是中国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国传统心理学科学化必经之路;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并未因为它未修成正果一直接生长出科学心理学,就从此断裂乃至消失,反而是以它深厚的基底滋养并促成其遵照自身独有的逻辑路线不却依然保持着它独特的思路与特质。因此,中国确实存在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以科学主义为逻辑原点的完整的心理学思想与体系,我们称其为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2.现代新儒学: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

  

  中国心理学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在进入近代时期开始明显地区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如果说这一路线是外铄的结果,那么另一条则是自生的人文主义心理学。近代时期不仅是中国科学心理学的确立与形成期,更是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在与外来文化的对撞、并融中,对自身特质的首次自觉、反省与确证,而现代新儒学无疑是担当这一重任的主角。因此,本文必须提供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路,它将帮助我们理解何以中国的人文主义心理学既不同于它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也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心理学。

  

  2.1时代背景及特征

  

  独特的思想发展脉络总是与独特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造就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独特品格的关键原因。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论是维新与守旧,即如何处理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其典型形态是“五四”时期两大文化阵营:一派是由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的战线,包括胡适、陈独秀等,是所谓的“反传统主义者”;与之相对的保守主义阵营,包括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则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维护。两派最具代表性的争论就是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之争”。本文认为,这场关注科学与玄学的区分,强调科学形态的启蒙运动,恰恰造就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两种文化”的分化与形成,中国近代心理学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两条路线的划分。

  

  当时的情形是科学获得了在学术及社会领域的绝对性权威。“自那时起,无论在社会成员的组成上, 还是出版物的类别划分上, 都鲜明地呈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或日常文化)的差别。”所有现象均显示出近代社会已出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明确区分, 受其影响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自然也呈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路线区分。从发生学角度而言, 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是作为从西方引入并在国内群起呼应的科学主义及实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且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主义的批判,明显受到西方二十世纪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两者相同之处就在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心理学均存在两个主义的对立,即人文主义心理学针对科学主义存在的诸多问题一精神的物化、客观主义的方法论、研究问题意义与价值的丧失以及对心理之社会文化因素的忽略等,予以批判和驳斥。

  

  但两者的差异是更主要的:西方心理学两个主义主要是源自心理学学科的双重属性,且人文主义更多是科学主义的附属与补充;而中国近代心理学的两个主义,从根本上来看,是由本土文化繁衍的人文主义对自西方外铄而来的科学主义的抗衡,相比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阶段性与工具性,本土人文主义具有更多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因此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代言人的现代新儒学,无论是关于心理学基本理论抑或是心理学的实践运用方面,大凡科学主义涉及到的范畴领域他们均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展开抗衡。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旧式文人不同,他们中或曾留洋海外亲历西学,或是通过各式渠道对西方新思想熟知通晓,又由于绵长优厚的传统家庭教养背景同时浸染着浓烈的国学意蕴。这一前提决定了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的整体趋势与使命是寻找中西的完美融合。同时,在当时出于历史的需要科学主义一当引进便成为替代传统规范及观念的全新价值信仰体系。在此局势下,本土人文主义在与外来科学主义的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抗衡不可能是对传统资源的抱残守缺,而必须是在吸收借鉴西方心理学(包括其他东方哲学与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的重新诠释与建构。

  

  现代新儒学正是通过寻找中西的完美融合来凸现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价值,因此,它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基于中西对比。如有着系统西式训练的冯友兰着力于如何采取西洋近代逻辑学来诠释传统哲学(包括传统心理学)概念,既实现中西对接,更显现自身特色。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尤其是堪称传统主义文化阵营中中流砥柱的梁漱溟(1893-1989年)更是将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原理用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去阐释。如梁氏提出的“意欲”(wi1就是借助西方思想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论证中西文化差异,并资源。梁曾多次直言他的文化研究是以心理学为基础,他的论述中采用诸如“本能”“直觉”、“理智”、“情感”、等概念,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建立一个心理学的根基。梁氏通过巧妙借助西方新思想(尤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心理学概念)极好地诠释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人文思想在科学体制下的合法性。以致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短时间内被译成十二国文字,这种影响是1915年《新青年》杂志出版以来其他任何著述未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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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研究途径与思路

  

  在西学的强劲冲击下传统学术体系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专业化和学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的普及与兴起。在此趋势下,传统学术必须通过西方概念、范畴、逻辑规则建立相应的学科体系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否则就会斥为“不科学”而被排除在学术形态及团体之外。当时的《科学》月刊连载了JAtiurlhcmsor的《科学之分类》书中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被介定为具体的、经验的科学,可见,与经典自然科学并列的心理学当然是坚定的“科学主义”代言人。因此,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基本上不太可能来自于这个阵营,大凡被列为近现代心理学家行列的学者都会出现在“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心理学史篇章中。

  

  而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界限模糊包容性极强的哲学则成为当时无法明确学术归类的学者的栖身之所。由于哲学与心理学在发生学上的特殊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中众多关键性问题必须由心理学研究来达成,心理学要真正实现人性的回归也必须重新上升至哲学视角。前一个任务当然主要由心理学(主要是科学主义路线)来执行,而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心理学思想自然更多地来自于哲学阵营。在这个阵营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是作为科学主义、实证论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即认为科学主义试图将某种自然法则引入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原则的作为,将导致心理生活的枯竭和人文世界的失落。

  

  也许有人会质疑: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执着人文取向、关注精神生活的仅止于现代新儒学吗?何以仅用近代时期新儒学这个有限的阶段来代表整个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本文的回答是,出现于近代时期的现代新儒学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之典范。依据有二:一是由现代新儒学自身性质所决定。道家与佛家思想,尤其佛学对精神质的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体许多现代新儒家均入释老而后归宗儒学,他们自身就是三教合一的思想典范,如熊十力早年发迹于佛教唯识学,后援佛入儒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同样作为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梁漱溟一直以佛家自居且终生茹素不婚1%二是儒学思想的流变衍进赋予现代新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其延续与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实则是儒家文化在近代的缩影与独特形态,仍旧承续了整个儒学的精神血脉,故而,翻开任何一部近现代史,篇幅最多、论述最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此。

  

  基于现代新儒学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史的卓越地位,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的代表性领域主要集中于此,相关人物包括梁漱溟、熊十力(1885~1968)冯友兰、张君励(1887~1969)贺麟(1902~1992)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现代新儒学就可以成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代表,现代新儒学毕竟是以哲学与文化为研究旨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因此必须立足心理学视角对其研究主题进行遴选:

  

  首先,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重点集中表现为异质文化(哲学)的中西对比,而人文主义心理学则关注其以民族心理结构为基础的中西文化心理对比研究,这也是当今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所在;其次,现代新儒学或多或少接触了作为西方思潮之重要组成的科学心理学,针对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的诸多观点,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围绕心理学基本理论展开探讨,涉及心理观、心物论、知虑论等方面均达到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最后,与着重于本体论、认识论的西方近代哲学不同,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现代新儒学,仍然遵循着从本体论、知识论到宇宙论、道德论,直至指向人生论的逻辑规则。熊十力就明确指出从事于哲学的根本,是希望从中寻求到人生本质、宇宙本体。“故真治哲学者,必知宇宙论与人生论,不可判而为二。非深解人生真相,决不能悟大自然之真情。”

  

  3.理论与人生: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内容

  

  3.1心理学基本理论

  

  作为科学主义路线的对立面,拥有丰富传统理论资源的人文主义阵营更热衷于围绕心理学基本理学之心理观做详解。

  

  3.1.1学科性质心理观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在这一领域中研究最系统、最具原创价值的当为梁漱溟先生。他认为当时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心理学为了强调客观,而将主观的意识一笔抹杀是不合理的,因为“心之特点就在‘自知’上一亚蜗尔纳司(awaenes之音译一作者注)上。宇宙只有两面——此面与彼面,此面就是独知的一面。研究此一面的一独知的一面——的事实是真正的心理学。”“心理学应当是一种去明白自己的一种学问。……此种学问实在是体会人情的学问,是找着自己生命的学问。”梁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研究对象偏差的根本在于学科性质的错误界定,且导致“在学术猛进之今世,其长时间盘旋不得其路而进者,最最落后者,莫若心理学矣。心理学的方法如何?其研究对象或范围如何?其目的或任务如何?人殊其说,莫衷一是。”基于上述批判梁先生提出自己的学科观,即“盖为此学者狂于学术风气之偏,自居为科学而不甘为哲学,却不晓得心理学在一切学术中间原有其特殊位置也。心理学天然当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枢纽或核心者,它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

  

  可见,在梁漱溟眼中心理学不是自然科学中与生理学、物理学并列的一门,而是作为人生哲学理论基础的一门,它研究的是人的一言一行、所思所虑,即研究人类生命的本来意义。这与他研究心理学的出发点一企图建立以现代心理学为阐释话语,以儒家心性学说为精髓的中国式的心理学密切相关。他说:“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既是空话。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所以倘你不能寻出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110312对象与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梁漱溟独创“独知法”。他认为:“心理学之中心及重要部分,就是独知,自亚蜗尔纳司一自己晓得的方面一下功夫。一乍一看,很容易将“独知”等同于内省法,其实不然。所谓内省仍然是客观观察法的变式,即把自己当作外物看待,梁氏的独知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道德修养范畴的“慎独”,较之内省,更具主漱溟看来,内省法并非神秘不可靠,心理学想完全抛开它也是不可能的。

  

  在心理研究对象方面,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现代新儒家均认为心理及精神现象的研究是有高低之别的,两者必须区分开来。如熊十力认为心有“本心”与“习心”之分,“本心”是宇宙及人的本体,“习心”则是“本心”的发用,因为“习心”已经“用以追逐外物”“已失其本而亦成为物矣”,于是它就不再是人之本心了。在熊氏看来作为心之本性的本心不是心理学所能涉及的,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只能认取习心。且明确指出科学心理学无法理解分析出“人类的高级心灵(仁心却有可能将人类的自我认识导入歧途,因此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探究必须有哲学的心理学统御。他甚至打算作《哲学的心理学〉一书系统阐释对心理学的思考。同样,贺麟认为必须区分“心理的心”和“逻辑的心"“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只有把握了心之本性的逻辑主体的心,心理学意义的心理现象自当明了。本文以为对两种“心”的区分就心理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詹姆斯曾区分主体自我“I”与客体自我“me”认为后者才是心理学研究对象,前者只能是哲学研究对象,而真正对自我“I’展开研究的是精神分析。同样还是由于以精神分析为主的理论家对自我的重新关注,才导致20世纪80年代“我的一代”的力量的兴起。随着心理学对人类心理及意识层面的不断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文主义心理学对心理(精神)现象层次的细分一“本心”与“习心”的区分对心理学研究的今天与未来将有更大启示。

  

  3.2人生问题的心理学解答

  

  人生问题是一个玄之又玄的老问题,作为研究人类精神实质与规律的心理学当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何增进人类的幸福感更是当今心理学研究热点之一。但由于心理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心理学自身的局限,导致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科学主义心理学留出的空白却恰恰是人文主义心理学所擅长。中国近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人生心理学主要集中在三个专题:人格论、自我论及情感人格类型说是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之人格论的重要组成。冯友兰的境界说1151即是典型的人格类型理论,其一,自然境界之个体其所思所行皆听凭本能,自我意识尚未确立,其行为特质是“不识不知”、“不著不察”,即对于所行之事没有清楚的了解;功利境界之个体以自我为中心,人的行为与思维活动的目的都指向这个中心,自我意识较为强烈,行为特质是为己之利;道德境界之个体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社会的“大我”替代了以一己“小我”,其人格特质是“行义”。最后,天地境界之个体的自我意识已经超越自身,上升到宇宙意识。他已然超出社会层面看问题,对自然宇宙与自身有深刻理解。其行为特质可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在精神操养层面上,遵循出世主义原则,即“极高明”;在现实践形层面,执行入世主义原则,即“道中庸”。四种境界划分的依据是觉解解是“知觉灵明”的“心在不同程度上的觉解”,即自我意识水平之高低。西方人格类型理论多是基于先天遗传生理特质的分类,如气质类型说、体型说,即使是内外倾说,仍是以“力比多”的能量走向为依据。相比之下,冯友兰之境界说强调个体差异之根本就在于自身修养和精神境界高低,以自我意识程度为基点的境界说明显具有更多的道德评价意义。

  

  至于人格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心理学所持的一致观点可概括为“践形尽性”。这个充满辩证性的观点首先看到人格发展并非是无中生有,而是原本就有的,这就是善的“性”,基于人性善的起点才有人格发展的可能;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善的本性不是自发流露生成,而是一个必须努力创发的过程。如梁漱溟所言“你认识到那里就是那里!自觉到那里就是那里!从你的向上心一亦即从你生命力最有力量的地方,随时都有可以让你自觉,让你认识你那个可能。”'161总之,人格的发展就是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展现天性的过程,展现得越多人格发展就越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人文主义心理学尤其强调人格发展中“创”或“增”的工夫,即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性。熊十力说:“先儒多半过恃天性,所以他底方法只是减。……若如我说,成能才是成性,这成的意义就是创。所谓天性者,恰是由人创出来的。”117这“创”或“增”的过程就是人生向前拓展、弘扬人性本有的生命力,力求图新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无论人的先天气质有多少偏失,人的天性是绝不会剥丧殆和创新。

  

  4.小结

  

  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尽管遭遇西方心理学科学特质的强势移植,但其个性并未消失殆尽却转而以另一种潜伏的形式不断前行发展。于是当我们在进行中西对比时,依然能感受到足够的自信。因此,对于这一个性的呈现与论证,可能会让在我们认识与厘清另一个现实且重大的问题方面有所助益,即中国现代心理学的深入发展与未来趋势能否继续延续这份自信?甚至于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组成之一的中国心理学,将以其独步样式影响并带动西方心理学共同实现人性的真实回归也并非奢望。而这也是现代新儒学之于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