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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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虽然已经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低增长,然而,泱泱人口大国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人口多、底子薄依然是最基本的国情。在此背景下,受人口规模、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老龄化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人口发展规律的支配,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必将陷入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相互矛盾的人口后果之中。本文试图通过对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预测,判断不同生育水平下的总人口、老年人口与老龄化的变动轨迹,从而全面认识生育水平与其人口学后果的相互关系,为生育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1.中国人口发展和老龄化现状

  

  回顾近50年来的中国人口发展历程,虽然50—70年代有过两次生育高峰,但是自70年代初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工程以来,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急剧下降,90年代前期已经进入人口低增长阶段。换言之,中国只用了近1,4个世纪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1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的两次生育高峰期间,人口出生率高居30%以上(三年灾害”除外)1963年达到极值43.37人口死亡率从20%的高水平急剧下跌到6—7%[的低水平,并一直保持至今;总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增至1975年的9.24亿,年均增长率高达2.07%相应的>65岁老年人口从1950年的2485万增加到4083万,年均增长率为2.01%,略低于总人口增长速度。所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稳中有降,1953年为4.41%1964年降至3.56%,1975年又回到4.0相应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2.7岁降到20.2岁,然后回升到22.9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稳中略升。这个阶段是总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严格讲,谈论人口老龄化还为时尚早,应该是人口年轻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为典型的年轻型。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递减是产生老龄化的根本原因,生育率下降使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对上升,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UN,1956)而生育率与死亡率相比,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作用大于死亡率下降的作用(UN,1988)所以说,中国计划生育工程启动之日就是人口生育率开始下降之时,也是人口老龄化起步之时。

  

  自197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宣传和推行计划生育活动以来,伴随政策的完善和严厉、执行政策力度的加强、民众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改变,妇女总和生育率(TFR)自7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下降,从5以上降到更替水平以下,1993年以来只有1.8—2.0;人口出生率从20%以上跌至17%上下,相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5%以上降到10%略多,1998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6.03%人口自然增长率跌破10%进入90年代的中国人口已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开始低速增长。生育率下降的同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大速度降低1995年总人口为12.11亿,比1975年增加了31%,年均增长率为1.36%目前,总人口正以低速度、大规模模式继续扩大,每年净增人口仍为1200万人左右。

  

  伴随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起步并逐渐加速。首先,老年人口规模继续扩大,1995年达到7578万人,比1975年增加了85%,年均增长率高达3.14%,比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高1.36倍;其次,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1995年达到6.28%,年龄中位数增至27.5岁。尽管如此,1982年才实现成年型人口。目前的老龄化正在加速,下个世纪初可望进入老年型。

  

  2.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科学的预测是探讨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

  

  2.1预测方案设计

  

  1) 预测性质与周期本次预测的性质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预测,基年定为1990年,末年为2100年,时间跨度为110年。目的是模拟在死亡水平固定为一种动态模式的情况下,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总人口规模、老年人口数量与老龄化的未来变动趋势。

  

  2) 死亡模式假设选用预测基年和末年分性别出生平均预测寿命(◦)作为死亡模式指标,确定未来人口死亡模式的动态轨迹。目前的人口死亡率已经维持低水平,未来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死亡率会有所升高。1990年中国男性实际出生平均预测寿命(om)为67.4岁、女性出生平均预测寿命(of)为70.8岁,根据联合国不同e。水平的年均增长步长经验值(UN,1998)并参考陈宽政等人的平均余命逻辑成长函数方法(陈宽政、刘正、涂肇庆,1999)推测2100年的eom和eof分别为79.3岁和83.2岁;预测周期内eo的变动采用先快后慢的指数增长模式进行模拟;并选择软件中预设的Coale和Demeny的西方死亡模式,分别模拟男性和女性的分年龄别死亡状况。

  

  (3)生育模式假设选择TFR作为生育模式指标,预设了5种方案模拟未来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及其政策性内涵。

  

  (1)中方案:TFR减速递减,从1990年2.31逐年下降,21世纪初实现1.8,并保持20年,然后逐渐回升,2030年以后恢复到更替水平2.1,并一直维持。其政策含义是: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TFR=1.8相当于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终身生育水平,同时,也是9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UN,1998)换言之,在21世纪前期,一方面,继续严格执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婚育观念的现代化,使TFR降到当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下个世纪中期以后,为了削减老龄化的速度,有必要提高人口的生育率。换一个角度看,实现相对静止人口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下个世纪中期的中国人口肯定是老龄化的人口,人口死亡率的增高是老龄化的必然结果,而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每年的出生人数等于死亡人数是实现相对静止人口的前提条件,为了平衡高死亡率,客观上,要求生育水平就不能太低。另外,2030年也是50—70年代生育高峰生育人口的第三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阶段也是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的第二代开始婚育,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是合情合理的,兼顾了民众与政府的生育意愿,同时,经过两代人接受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削峰作用,民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会发生质的变化。

  

  (2)高方案:将2030年以后的TFR假设为2.5,是为了观察高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学后果,是一参照方案。

  

  (3)高中方案:从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的第二代进入生育年龄时,把TFR调整到更替水平,且逐步上升,2030年达到2.3,并维持到预测结束。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设想,它保持着生育水平超政策要求的40%左右,包容了生育率显著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容忍一定量的多孩生育。但它决不是一种放任生育的设想,事实上,TFR=2.3已接近我国生育史上的最低点(林富德、翟振武,1996)如果未来的计生工作稍有懈怠,按此方案模拟的人口后果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4) 中低方案:把TFR降到1.8作为控制目标,并在21世纪中期和后半叶保持不变。事实上,TFR=1.8相当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终身生育率,高于政策性TFR10%左右,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设想,经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

  

  (5) 低方案:以政策性TFR=1.62(曾毅,1997)为假设目标,这是一个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會g实现的目标实现难度很大,可以作为低生育率人口学后果的参照方案。

  

  (4)预测的操作把上述假设输入PEOPLE预测软件,在出生性别比为106(女=100)和不考虑国际人口迁移的条件下,用计算机模拟,得到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结果。

  

  2.2预测结果分析

  

  (1)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水平呈正向变动(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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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方案预测,人口还将以低速率、大规模方式持续增长50年,在2045年经过零人口增长点,达到峰值人口15.34亿;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46%;之后开始负增长,人口总量略有减少,但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人口压九也未能改变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由于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大约2085年前后人口再次接受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然而总人口规模依然保持在15亿以上。

  

  按高方案、高中方案预测,总人口持续增加的性质和方向不会改变,人口数量不断攀升。生育率越高,总人口增加的态势越猛,规模越大,2050年总人口分别达到17.14亿、16.72亿,2100年增至22.65亿和19.67亿。照此趋势,永远不可能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

  

  按中低方案、低方案预测,总人口会持续减少,而且生育率越低,经过零人口增长点的时间越早,峰值人口规模越小实现负增长的时间越早人口递减的速度也越快。两个方案达到零人口增长点的时间分别为2035年和2030年,相应的峰值人口为14.99亿和14.55亿;然后开始负增长,总人口持续减少,2100年分别缩减到11.88亿和9.36亿。如果TFR维持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将永久负增长,人口规模会不断缩小。

  

  老年人口数量随生育率的变化与总人口保持相同性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995—2045年是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时期。按中方案,2045年总人口达到峰值时,老年人口为3.14亿,比1995年翻了3.13番,年均增长率为2.88%,是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6倍;下个世纪后半叶,伴随着人口实现负增长,老年人口增长减缓保持相对稳定当2065年总人口负增长率达到最低时老年人口规模达到最大,为3.36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时的老年人口维持在3亿以上。按高方案、高中方案,老年人口规模会持续扩大,2100年分别达到3.93亿和3.79亿,而低方案和中低方案预测的老年人口数量持续较少,2100年只有3.08亿和2.76亿,高、低方案的预测结果相差40%以上。

  

  显然随时间的推移生育率水平越高总人口和老年人口规模越大;生育率水平越低,总人口和老年人口规模越小。除中方案外,其他方案都不可能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2)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水平呈反向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在21世纪初实现老年型,老龄化程度与老年人口数量并驾齐驱,进展快、速度高。21世纪前半叶,老龄化突飞猛进、不断深化;后半叶,保持高度老龄化且伴随高龄化,实现相对静止时的人口是高度老龄化的人口类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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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老年人口数量的急速膨胀,老龄化迅速推进。2000年,老龄化程度达到7.08%,综合其他指标判断,此时已经完成老年人口的转变;然后老龄化加速腾飞,2045年陡升至20.44%2065年达到极值22.20%;相对静止人口时的老龄化水平保持在20%以上;相应的年龄中位数由27.5岁提高到41.9岁,并一直保持在40岁以上;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从26.96%降至18.05%;老少比1995年23.27%2035年基本平衡,为97.75%,以此为转折,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少儿人口比重,2045年老少比达到113.23%。由此判断,我国仅用18年时间就完成了人口类型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而实现同一过程,法国用115年,瑞典用了85年,英国用了45年(张文范,1998)。人口实现老年型后,又用了40年就跨入重度老龄化类型。

  

  相对静止人口的标志之一就是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稳定,如前所述,中国实现相对静止人口时的人口规模为15亿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在3亿以上,老龄化水平保持在2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40岁以上,因此断定:实现相对静止人口的中国是高度老龄化的社会。

  

  无论那种方案,21世纪的老龄化程度均表现为先快增,后缓慢的特征;但是,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水平呈反向变化,即TFR越低,老龄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按高方案和中高方案预测,2050的老龄化程度分别为18.4%和18.9%2100年只有17.3%和19.3%;按低方案和中低方案预测,虽然人口规模不及高方案和中高方案预测宏大,但老龄化水平却较低,2050年分别为21.6%和23.0%,2100年更高达25.9%、29.1%。

  

  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高龄化接踵而至,在老年人口中,中、低龄老人比重相对降低,高龄老人比重逐步攀升,高龄化加剧,真正意义的老年赡养负担持续加重。首先,60—69岁低龄老人数量从1990年的6031万迅速膨胀到2055年的极值1.96亿,年均增长率为1.83%;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22%上升到12.84%下个世纪后半斯保持在10%左右;占>60岁老年人口的比例从62.19%下降到45.93%,之后维持在40%上下;其次,70—79岁中龄老人数量在2065年达到最大值1.59亿,比1990年增加了4.5倍,年均增长率为2.46%,之后保持在1.4亿人上下;相应的占总人口和>60岁老年人口的比重分别从2.56%、29.89%升至10.49%、37.82%;第三,>80岁高龄老人是老年人群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人口规模从768万扩大到2050年的8842万,2075年达到极值1.05亿,比1990年翻了12.7倍,年均增长率达3.13%;占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扶摇直上,分别从1.68%、7.92%增加到7.00%.26.12。

  

  中国人口实现老龄化的步伐和进一步老龄化的步伐都远远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老龄化进程,中国老龄化的突发特点与西方老龄化的渐进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西方的老龄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步,与经济高度发达相伴,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甚至还比较落后的背景下汹涌而至。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已经肩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还要承受老龄化的重担,使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更加重负;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现人口转变过程是渐进过程,导致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因素——死亡率和生育率一是逐渐递减的,所以,老龄化是缓慢而平稳的;但新中国成立,解决绝大数人口的温饱,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和公众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的改善,使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发病率在较短时期内被有效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自70年代初开始宣传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基本国策,无疑使快速增长的人口“紧急刹车”,促使生育水平急速下降,导致老龄化突发高增。渐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便于人们认识其规律,并且有充分的时间把握和解决问题,而突变的过程却往往使人们措手不及,难以应付。所以,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老龄化过程对社会经济系统提出的挑战更加严峻,留给我们对付老龄化的准备时间和社会经济实力并不充裕,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3.结论

  

  巨大规模的老年人口与超大规模的总人口共存,并与老龄化的快速演进相伴,是可以预见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反向变化的矛盾,形成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的高低决定未来人口走势,或者选择高生育率,导致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继续膨胀与相对较轻度的老龄化相组合,或者是选择低生育统治,结果是严格控制总人口、老年人口数量与重度老龄化相组合。人口规模与老龄化是一对难调和的矛盾。

  

  笔者认为,控制人口增长,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应该是中国长期的人口战略目标,是治本之策,因为,人口发展是世代更替的持续过程,目前通过低生育率政策被减少的人口,就意味着这些人再不可能产生新的后代,所以,低生育率的人口、社会经济后果是深远的、长期的效益。在短期内使高生育率产生新的后代,所以,低生育率的人口、社会经济后果是深远的、长期的效益。在短期内使高生育率过渡低生育统治,必然产生年龄结构的顶部膨大,即老年人口的严重堆积,不可避免地造成快速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但是,这是短期现象。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会在一定时间以后实现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削减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过程中老年人口的严重堆积现象。因此,高度老龄化虽然会对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巨大的压力,但相对与总人口的膨胀,这只是阵痛,长痛不如短痛,21世纪人口发展应坚持的基本原贝IJ;努力使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的数量,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