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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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新闻观念;解读
  论文摘要: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19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东南沿海创办报纸,西方新闻观念随之导入中国。梁启超以前人对西方新闻思想的认知为跳板,吸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成果并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系统的新闻思想,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引领了近代新闻思想的发展。但是,这种从自身文化外部导入的新闻观念,由于内部缺乏一种历史渊源和联系纽带,必然会发生变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解读,不免偏离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精髓,染上了浓重的中国本土色彩。
  一、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等方面。
  1.轻个人的新闻自由观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滥觞于西方,起源于自由主义哲学思想。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信仰个人主义,它强调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对待,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工具。国家虽然是有用的、必需的工具,但反对将国家“实体化”、“人格化”、“神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为目的,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的最终目的。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理想的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观,集中体现在《自由书》和《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著作中。梁启超在《自由书》序言中介绍了书名的由来:“西儒约翰弥勒日,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LJ但是,“新闻自由和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缺失的部分,不存在梁启超能充分领会它们的思想背景。当梁启超倡议将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这直接导致梁启超对自由主义的模糊判断。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章中,梁启超接受政府是守夜人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国家高于政府和人民之上,国家必须被看做有其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显然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曲解。他未能领会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念的出发点在于强盛国家,而不是张扬个性。他的自由观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基本看重的是自由的工具性价值,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他认为,报刊是实现新闻自由的载体,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办报的终极目的是变法自强、为振兴国家服务的。
  2.重政治的报刊功能观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政治才是他的主业。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始终是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的。他和老师康有为的办报思路是:要救国必须变法自强,要变法自强必须开通风气、广联人才;而要开通风气、广联人才,“非开会(指组织团体)不可”。而“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在报刊功能观上,梁启超吸取了前人的成果,提出了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把报刊的通的功能与政治相联系。1896年,他在《时务报》第1期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两年后,他在《清议报叙例》中,更是明确提出报馆要成为“国民之耳目”、“维新之喉舌”。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关注政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可以说,梁启超开创了政治新闻学之先河。他将办报与强国联系起来,偏重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普遍被西方国家所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这显然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读。新闻传播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精神活动和社会心理活动,而梁启超以政治事业为核心的新闻思想造成了单一化、强制性的内容选择和传播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新闻传播功能的整体实现。
  3.俯视性的受众观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追求强国的理想。在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碰撞中,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智力教育的缺乏是中国遭受耻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的智力的启蒙是复兴中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宣称:“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在《清议报》第11期《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将办报宗旨概括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开发民智就是要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道德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中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其中两条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积极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武器,向人们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理论知识。

  梁启超认为,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两千多年里,统治者惯用愚民政策,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而民众若不具备足够的民智,就不可能形成对时局的正确看法。因此,对舆论进行引导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项任务主要由报馆来完成。报馆就是舆论机关,报馆可以制造舆论,也应担负引导舆论的职责。
  梁启超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使得他把自己置于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本位的俯视性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他更看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而在西方的舆论学理论中,受众被看做是被动中的主体,即公众在认知层面是被动的,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是一种从公众出发的仰视视角。
  二、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本土化解读的两个基点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是分不开的。
  1.调和主义的中西文化观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异质文明的挑战,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难处境是,不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素养,中国不可能自强;而大量摄人,尤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囫囵吞枣,则又可能丧失自己的文化根性。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梁启超开出的是基于自身文化自信的前提下调和主义的药方。具体表述是:“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一切有助于中国变法求存的文化、制度、学说,尝试着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他拥护“中体西用”,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要素,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吸收西方文明的要素。这就使得他对西方的批判带有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他一直看重的并非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内在价值,而是其能“为他所用”的工具价值。
  2.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存在着内在矛盾,既强调个人独立人格,又把它融解在人伦群体之中;提倡个人权利,又把它诉之于权威制约,这正是梁启超自身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局限使然。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化传播是指文化从创造点散布到接受点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扩大、更新或缩小的文化演变。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有:文化的价值效用量、文化传播者的倾向和水平、文化信息在传播中途受到的干扰、文化接收者的实用价值观念和文化水平。
  梁启超虽具有同时代人鲜有的世界眼光,但他毕竟是一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长大的知识分子,西方自由主义人文底蕴的先天缺失,决定了他对西方新闻观念的解读难免走向偏离。与西方“以人为本”的个人本位主义传统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是群体本位主义。群体本位主义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梁启超理解的自由主义明显带有集体主义的成分,他热衷于自由主义,不仅是因为其能富民,更重要的是其能强国,具有增进国家力量的效能,这样就把追求民富的自由主义变成了追求国强的自由主义。
  “新民”是梁启超毕生的追求,但在他的价值坐标系中,“新民”只是“新国”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从来没有从个体立场上关心过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这些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命题。相反,他是以团体自由为价值取向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的思想中从来没有成为目的,这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文道义息息相关。
  三、结语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这与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试图在保持自身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以国家主义的政治目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去解读西方新闻观念,他所要做的就是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价值融入到国家主义的体系中,从而实现他的强国梦。因此,这种基于对西方新闻观念本土化的解读而走向的偏离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它也给后世的中国新闻界提供了一个不很严谨的体认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