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一、三中全会开启工商文明新纪元

  各位朋友,今天非常有幸到这里来和朋友们进行一次交流。刚才主持人已经非常简单的对我进行了介绍。我当过知青,当过士兵,当过工人,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当过中国第一代研究生,也非常有幸的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成为1979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圳蛇口特区最早拓荒者之一。1984年,我在政府的岗位上做到了深圳蛇口区副区长。我已经走上了仕途,开局还不错,机缘很好,我也许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灿烂的“官本位”的前途。但是,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我走上了另一条路,这当然也不全是我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机缘使然。我到了美国,我成为中国新一代留学潮中最早学子之一,我选择了去美国看看。我们在国内老在议论西方人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我想直接去看看,看看我们这场改革开放跟西方有什么联系。美国留学回来后,我已无意于官场了,我选择走向了商场,走向了经商这么一条在风浪中挣扎求生存的路。所以今天我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君王官僚文化之下被不屑一顾的商人这样一个身份,跟在座的朋友们交流。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今天的讲演,我昨天匆匆忙忙,随手翻了几篇报纸,有几个数字让我感到震奋,让我感到震撼。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天的中国,GDP 早已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税收也超过了2万亿,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1千美金,我们今年的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比较枯燥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这些数字不由得让我想起原外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讲到的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那时我们国家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非洲的穷哥们儿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什么都快安排好了,发现没有足够的美元现钞,去美国开联合国会议,可是要用美元的。于是紧急下令,将全中国所有银行的美元现钞收罗起来。你们知道找出来多少钱吗?找出来不到五万美金现金!这笔美金成了我们当时整个国家赴联合国参会代表团唯一的现金经费,代表团成员平均每个人只有3美元的零花钱,以至于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住进美国的酒店时,给不起小费。还是我们熟知西方文化的邓小平团长把他的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美国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这是他自己个人所有经费的剩余。想想二十几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在美国是这样的尴尬,这样的不可思议!看到这则故事后,我查了查资料,果然,1973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是负数,负8100万美元;1974年,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资料上显示是零。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突破了5000亿美元。从负8100万美元到正5000亿美元,这是几千倍啊!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跨越!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到联合国开会,不会再有这种难堪事了!我们再回忆一下奥运会,1952年,新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一块奖牌都没搞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一枪就打破了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记录,奥运金牌开始与我们中国人结缘。到今年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军团以32枚金牌的成绩,历史性地名列金牌榜第二位,只比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少3枚金牌。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时间仅仅过了25年。这些事情,仅仅是20几年内发生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变化令人吃惊,电视、电脑、手机、汽车、飞机、洗衣机、冲水马桶、多彩的服装、丰富的食品,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多财富,这是我们的物质生活啊,过去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有心人可以去读读中国开放改革前的文学作品,那里面只要一写到吃肉的场景,我看,作者写的时候都在流口水。这些我就不说了,我们都是从苦日子中过来的,不用我说大家也清楚,二十多年前,有谁不是穷人?今天在座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是和我同时代走过来的人,如果我们回想起我们的这25年,仅仅只有25年呐!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方方面面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承认不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社会,我被新加坡的那种人文文明、那种科技进步、那种城市繁荣、那种灯红酒绿的整个的现代文明所震撼了。都是华人,为什么人家能搞得这么好?这对我们的思想冲击太大!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里讨论,我们问:“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五十年后我们也很难达到当时的新加坡的建设水平,更何况新加坡还要进步。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去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当年的那种惊叹感消失了,我感到它在许多方面已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和北京。第二次到新加坡,让我感叹的不再是新加坡的繁华,而是在这短短的二十五年,改革开放迎来了“工商文明”,而“工商文明”的力量将中国带上了繁荣之路。在“工商文明”之光的引导下,我们终于走上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道路。当然,我也深知今天中国还有八亿农民,还有几千万没有脱贫的贫困人口,还有非常贫苦的地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十五年前,邓小平先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开放改革,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二十五年。工商文明发展短短的二十五年中,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奇迹般的改善,我们整个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一点,凡是我们投身于这场工商文明革命的人,凡是对对中国近代苦难深重的历史有客观了解和客观评价的人,谁都不能否认,这二十五年是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并不长,站在讲台上的我刚刚过了50岁,在座的许多朋友还比较年轻,但是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恐怕都会为我们赶上了这个新时代而庆幸。我们每位在座的人,都应该为中华民族的这二十五年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们想一下,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推翻封建王朝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从被外国列强入侵、瓜分,到奋起救亡抵抗,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军法混战,从北伐到抗战,从内战到建立新中国,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从开放改革走到今天我们执政党终于说出了“三个代表”,它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也要代表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建立“和谐社会”,这就是说,工商文明建设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合作,反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依我看,这就是工商文明挣扎生长的艰难历程,到现在,我们总算尝到了工商文明的甜头。

  这一百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座的朋友想一想,一百年长吗?并不长。在历史的长河里,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是多么的可歌可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中华民族有底气,所以我们不服气,我们就相信我们会崛起,我们就敢于打碎妨碍我们崛起的一切东西,那怕它是我们自己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圣东西。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的讲: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国家那样在强大的现代文明面前被消灭。印地安人国家被消灭了,不仅是印地安人数量上的消灭,也是印地安文化上的消灭。我们没有被消灭,西方列强并没有能借助着强大的工商文明力量把我们中华民族消灭掉,相反,仅仅是一百年的时间,吃了一连串大亏后,我们中华民族就开始适应工商文明的要求,并在这条路上开始崛起了。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反思邓小平先生指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中华民族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历史功绩,可以跟毛泽东赢得民族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功绩,是完全可以媲美的,甚至意义更为深远。跟着这个话题,我就讲到今天演讲的第二个话题—世界工商文明兴起的历史潮流。

  二、世界工商文明的兴起

  欧洲:工商文明冲破旧世界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看出了各种各样的色彩,看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在历史问题上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创见,我只是选择和认定一些结论。但是,学者们习惯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们企业家则习惯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按我们化复为简的习惯来看,我认为所谓近代文明史,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我所认定的结论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或者说取代以传统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的过程,无非就是现代企业家和职工取代传统封建贵族和农民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过程,就是用平等的契约法治关系取代了君王和家长凭意志决定事情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过程,就是用人道、法治和民主战胜了暴力至上、君主独裁和等级制度的过程。身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事者,会看到十分复杂的变动,但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其实线索十分简单,也十分清楚。

  (1)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所谓人类的现代文明的过程是如何开启的呢?

  近代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都走到了极限,都走到了愚昧落后、黑暗专制的极限。在西方,人们把哪个时期称为中世纪的黑暗。十三、十四世纪,农耕文化、农耕生产力,已走到了极限,养不了这么众多人口了,欧洲出现了黑死病,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极低的生产力所产生的剩余,都被君主贵族和教士抢来满足自己的欲求。封建朝廷和教会专制剥夺,它们把人性的所有的光芒都淹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这样一种社会构架,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皇权和教会对人心和财富的控制,目的只是为了贵族和教士独享生产果实。这是一种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朝廷和教会在金字塔的顶端,牢牢控制着社会。正是在这种金字塔高压的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了。我们讲世界的变革是从欧洲起源的,欧洲变革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批什么人搞的?是一批不相信君权神授,不相信天人合一,不相信超越性的神在主宰人类命运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商人。他们以科学和理性的社会思考,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他们借助着理性科学的思想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需要伟人并且产生了伟人的时代。在这场惊天动地、改变人类命运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一大批群星的人类智者们出现了。哥白尼(波兰1473—1543)推翻了地心说,开阔了人类的视眼,动摇了教会理论的权威。伽利略(意大利1564—1642)寻求自然界数学的关系,利用实验来证实科学构想的真伪,达·芬奇(意大利1452—1519)画出了蒙娜丽萨,还构想了飞机、潜水艇。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从西航行就可以到达东方的中国,最后他千辛万苦航行到了美洲。但丁写出了《神曲》,倡导建立世界性的国家。在文艺复兴思想开放的影响下,近代西方思想革命持续不断,英国的培根(英国1561—1626)倡导实验科学。德国的路德创立新教,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人有权直接与上帝相通。法国的笛卡儿(法国1596—1660)倡导理性思维,将理性思维视为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唯一基础。西方精神世界发生了革命,以自由、平等、科学、理性为方向的革命。在这样的思想革命下,个人的创造力释放,西方走上了新的历史台阶。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发生以前,中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文明最为昌盛的国家,但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思想的统一和专制被解除了,西方的思想创新愈来愈多,西方登上了新的历史台阶,中国被抛在了后面。

  一讲历史,人们就只会看到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政治家的形象。似乎我们商人完全不存在。其实,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整个社会的工商业的发展。是工商业者的自由创新力量和平等协商的习惯,支撑了社会的思想开放和自由创新。市场化和工商业的发展,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思想革命的基础。这不是我的杜撰,这是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结论。没有贸易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商业谈判中的主体平等和契约关系,就没有平等和法治。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由,指的是贸易自由;法律,指的是契约的履行;平等,指的是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农耕时代也有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技人员和政治家,但是,他们与工商业时代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政治家在内涵上完全不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伟大人物,无论是那个领域的,他们在根本原则上都认同工商文明,要求超越农耕文明。

  例如,新谓的新教革命,就是将原来适应农耕社会的基督教,变成了适应工商社会的基督教。

  新教创始人路德,就出生于商人家庭。商人社会眼中的世界,与农民社会眼中的世界,就是不一样,谁更讲自由开放、谁更讲讲平等协商、谁更讲契约关系、谁能在更广阔的世界开发利用资源呢?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当然是商人社会。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商人列传,“货殖列传”。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说,要想由贫变富,农业不如工业,工业不如商业。这个道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也一样啊。犹太人很有钱,他们是靠干农活发财的吗?这个道理,几千年来就清楚,但总有人站在农耕文明一边,要重农抑商,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呢?人民贫穷,国家贫弱。我有点走题了,我其实是想说,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变革,核心只是一个:工商业开始取代传统农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商人,从来只喜欢看实实在在的地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工商业兴起并取胜的历史。

  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讲的很复杂,讲得非常难于理解。让我讲就很简单,这就是一批思想家、科学家、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唯利是图的、靠工商业谋生的人,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不愿作为奴隶的新生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工商业中才有滚滚的财富,工商业中才有强大的军备,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凭我对税收、就业和军备的贡献,我们应该崛起。我们看一下,欧洲当年文艺复兴和近代变革的实质,简单的讲就是压不住的代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家、工商业者、企业家、政治家相结合了。工商业者兴起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点燃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工商业者不得不拼命扩展自己力量的情况下,欧洲掀起了一个个风暴般的变革。一个个新生的工商集团、新生的社会集团兴起。他们要变革,变革的对象是指向谁呢?指向的是君王贵族,指向的是那些几千年觉得对奴隶,对整个土地,对于整个社会控制是不可置疑的君王贵族。这些君王贵族成了工商业发展的障碍了,所以工商业者要摆脱他们的控制。君王和贵族们依托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农耕经济。封建君王,不过是小农家庭的家长的放大而已。我们读过雨果的小说,读过狄更斯的小说,读过《九三年》、《双城计》等作品所描写的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所上演的,就是工商业经济逐渐超越传统农耕经济,就是新生的工商业集团和传统的封建贵族集团进行全方位角力的精彩戏剧。当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刚刚崛起,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制约和限制,传统的封建贵族们借助宗教,借助皇权,有着极端的统治力量。甚至于贵族们在他们的领地上,对他们的女农奴享有初夜权。而新生的工商业者呢?他们越来越觉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合理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发展着生产力,我们实际上点燃了社会进步的圣火,但我们还长期处于这种被压制的状态呢?道理何在呢?在欧洲,这批新生的社会力量不甘示弱,他们通过变革,通过工商力量发展,通过社会变革而崛起了。

  (2)鲜血与烈火的洗礼,革命席卷法兰西

  我们回顾一下欧洲的完成现代历史的过程,大概就是两个模式。一种模式是激进革命的模式,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可以有各种的写法,但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到,实际上是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君主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从一些催人泪下的小说中(如《双城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贵族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残酷压制,新生资产阶级为了反抗这种压制做出的努力和革命,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革命暴力,把贵族统统的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他们发明了断台头,发明了各种对待贵族的非常残酷的刑法。

  贵族要躲藏,换上穷人的衣服,找不到贵族了,怎么办呢?闹到最凶的时候,长得胖的人就会被抓上断头台。他们通过流血,通过和封建贵族不断的就像雨果《九三年》中所写的那种反复的较量,最后终于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工商文明比传统农耕文明更有效率,因此工商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是必然的,如果工商文明在这个上升过程中遭到严重阻碍,到一定临界点上,有时会变得很残酷很暴力的。哪个年代,法国血流成河,杀败了朝廷和教会后,工商业中下层杀中上层,中上层又杀中下层,杀得个天昏地暗,一直到杀出个拿破仑,他架起大炮,管你是保皇派还是贫民派,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破坏工商秩序,就炮轰,他要建立保障工商文明的新秩序,这就是后来的《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很了不起,他是皇帝,但不是农耕文明的皇帝,而是工商文明的皇帝。1799年11月9日(雾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12月15日,拿破仑签署《告法国公民书》,称“公民们,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提出的若干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1800年8月21日,雾月政变后不到10个月,拿破仑下令成立由四名委员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委员必须在同年11月内完成民法起草。参政院围绕法典共召开过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任会议主席并参加讨论就有97次,可见他对此法典的重视。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这段时间,他一边积极参与法典编纂的讨论,一边高效率地应对险恶多变的国内外局势。拿破仑以一部传世法典,刚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化成了法律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法国革命。很了不起啊!他明白,传统的封建皇权已被打倒,革命已结束,革命的目的,其实就是建立以工商文明为主导的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暴乱,就有害于工商文明秩序的建立,就要镇压,这是为了法国工商文明的发展,这是根本的国家利益。国王贵族教士们妨碍工商文明发展,所以要革命,为工商文明开道。暴君贵族和教士的统治被打倒了,国内革命结束了,就要建立工商文明秩序了,谁也不能再破坏工商秩序。暴民们,无论是想恢复旧秩序的保皇党还是那些想继续暴乱的革命党,他们继续乱政,破坏工商业发展,绝不允许。

  大炮的轰炸声等于在说,革命,革命结束了,回家搞生产做生意去,保护一切正常的工商活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贸易自由。就这样,法国的农民和工商业者,大家都站到拿破仑后面支持他了。法国的历史说明,工商文明不要皇权专制,也不要暴民乱政。有了这样的取向,到今天,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了2%,法兰西民族已成为工商民族了。现在到法国看看,路旁梧桐树下,一对对情侣恩恩爱爱,喝着红酒,听着吉它,一派温柔浪漫的景象。

  战火与血腥已离他们远去,他们的祖先把最艰难的任务都完成了。我国的近现代革命,受法国革命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只学了革命精神,没有学到拿破仑的法治精神,革命天天讲,法治全没有,怎么建设工商业呢?抓革命不能促生产,抓法治才能促生产。这个道理,人家拿破仑在200年前早就明白了,而现在还有许多人还不明白。

  辛亥革命革命后,有人劝袁世凯当拿破仑,袁世凯很高兴,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拿破仑,他只高兴可以当皇帝,他不明白拿破仑开炮是为了工商文明,拿破仑当的是工商文明的皇帝。我们当时的袁大头只是想当皇帝,替代满清王朝当皇帝,建立袁家王朝,他刚一登基当皇帝,就忙着搞尊孔读经,就忙着祭天祭祖,就忙着分配各位姨太太的身份,谁是皇后,谁是太妃,他想恢复的还是传统封建统治,他只会当小农社会的皇帝,所以当时的革命者们全部不答应了。袁世凯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工商文明的脑子,所以有机会也抓不住。小农经济影响太大,我们的领袖们往往不明白工商业的价值,所以闹到现在,我国靠锄头吃饭的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60%多,这就是我们仍然落后的根本原因。要想富强,把农民变工商业者,把农业工商业化,用工商业的原则来改造社会,这是十分简单的历史逻辑。遗憾的是,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说明,人们往往不明白简单的常识。

  (3)妥协与改良:英国人的理性与耐心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在工商文明在英国开始兴起的时候,英国也开始打起来了。谁打谁呢?是那些靠工商业谋生的人在打那些靠占有土地和收取地租谋生的人。国王是大地主而不是大商人,他站到了土地贵族一边,站错队了,一搞错就掉了脑袋。但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就是贵族出身的,王权和贵族对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历史贡献,王室组织军队为工商业者打天下,真的是打天下,打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占了多少殖民地、原料和市场,所以英国的工商业集团与贵族集团的矛盾没有法国这么你死我活。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的走向了用多数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胜利的办法,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他们走向了光荣革命。所谓光荣革命,就是大家妥协,贵族们不反对工商业,不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政治原则,工商业者也不要绝大多数贵族的脑袋。在发展工商业和承认工商业的权利的基础上,大家都退一步让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前不久我刚到英国才知道,英国首都有大伦敦和小伦敦之称。英国的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它不归大伦敦管,不归大伦敦所统治,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个什么原因呢?这是当年英国的贵族和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在英国都市已经被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平民窟的地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是摆在这么个地区。当他们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他们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六十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这个区域我给你钱买断了,我们自己管理。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经常来打击,我们干脆一票过,用六十万英镑把这个地区的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仍有象征性的仪式和意义。今天英国的女皇如果要走进小伦敦,必须先拿一根英国女皇的权杖走到小伦敦的街口,在地上跺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出来询问。如果女皇想到小伦敦来进行一次探访,市长得汇报小伦敦议会,等议会批准后,才能打开门,欢迎女皇进来,直至今日还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变革在中国如果出现,当年如果有贾商之人把我们西安城,咸阳城,阿房宫也是买下来留到今天,不就是保留一座美丽完美的城市了吗?可惜呀!我后面要讲到,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历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工商文明最初是发育于英国成熟于英国,有了工商文明这个基础,国民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英国的力量上来了,就有了国力优势,工商业者走前面,军队跟着后面保护,它开始来抢殖民地,抢原料,抢商业航道,抢港口,其它国家不干,就一定挨打。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就卷入了50次大的殖民战争,平均2年打一仗,这样从一个小岛国打成一个日不落帝国。现在,从英国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你说是几个国家?我看就是像一个国家,它们都是日不落帝国的变种,都是英国民族,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这个主体流脉。由于崇尚工商业,所以几百年来,它就是地球人类的控制力量。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也被打败了。大家明白了,农民国家生产率低,综合国力弱,打不赢工商业国家,这就是公理。其它国家被打急了,开始拼命向强者学习,向英国学习工商文明,大家就开始卷进了工商文明的大竞赛,争着把农民民族脱胎换骨,变成工商业民族。

  (4)独立、制宪、统一,美利坚横空出世

  我们把眼光随着历史的进程往前移,我们必然会移到美国,它无可置疑是今天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对这个国家多少有些了了解。美国当世界警察,也搞霸权主义,有时也给中国发展制造各种障碍,我们有理由骂美国,但是,我认为,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研究它为什么能当世界警察?它为什么搞得了霸权主义?我们怎么当不了世界警察呢?

  我们怎么搞不了霸权主义呢?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特别冷战结束以后,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它的富裕、它的强大、它的现代科技、它的军队,它的军事力量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横扫世界。那么它又是怎么兴起的呢?

  只会骂人家霸权,这用处不大。我们要问问,为什么人家有霸权的力量?我们先讲了欧洲的工商文明兴起,紧接着我们就看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最彻底的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美国工商文明。

  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来自欧洲的移民们面对的是原始的印第安人。

  西方移民把那片土地当成了没有人的地方,当成新大陆,以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他们的马队和先进的火药枪,很快的把印地安人击溃了。美国的兴起就是抢了人家的土地后开始的,就这么简单。对印地安人来说,欧洲移民是强盗。但对欧洲大的陆的人来说,美国是欧洲的叛逆者们组成的国家,所有去美国奔赴新大陆的都是欧洲的叛逆者,都是对欧洲国家失去了信心,要投奔自由,寻找没有管制地区的一群叛国者形成的自由国家,这就是美国啊!留学过美国的人都会记得,美国人一看见国旗就会肃然起敬,就会起立,一听到国歌就会非常真诚的流泪。为什么,他们的祖先背井离乡,找到一块好土地,建立起了一个富强的国家,他们很热爱和珍惜这个国家。长期稳定的小农经济,会造成安土重迁的习惯,显然,这些跑到美国的欧洲人,没有小农的习惯。孔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远游就是不孝。按这样的要求,没法搞工商业。搞工商业,怎么能不远游呢?按这个标准,我们在座的都是不孝子孙了,我们一年四季到处跑,这个罪名我们担当不起啊!美国就是那些欧洲的不孝子孙们远游出来的。我们中国人要是早一点远游而不回来,多一点“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文化,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困难了。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些欧洲人开始远游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管制太多,控制太严,活得太累,在欧洲要获得发展空间,就要通过革命、要通过赎买,太累太烦,一群群工商业者、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追求宗教自主者,他们去了美国。

  他们去了美国也很简单,他们寻找了到自由的土地,他们很快在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垄断政府、没有过封建传统的这么一个土地上,寻找到了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然后,他们很快发展起来了。很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一个面对这新生社会力量的正确态度。他们把对美国的统治,企图简单的变成了殖民统治,他们把枷锁越拉越紧,把税官派到了美国的各地,把按照君主立宪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要强加到这些叛逆者的头上,于是这群工商业者不干了,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愿意让他们拼死逃脱的哪个国家的统治延续到美洲这个新大陆。

  于是他们呼喊出独立宣言,他们呼喊出人权的口号,喊出了人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喊出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是社会契约的关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工商文明的社会要求在北美大陆上最彻底地呼喊了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不要皇族,不要封建统治的这么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第一场举行的战争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仍然是封建管制,是欧洲大陆工商集团反对封建贵族统治在北美大陆的延续。美国走上了独立,我们想一想独立战争高举义旗的领袖是什么人?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杰弗逊到其它被后人所尊敬的立国者,他们五十五个人,他们是工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大金融家和律师,其中四十七位是企业家,有四位是律师,还有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就是这样的五十五个人,他们代表着新生的力量,终于呼喊出我们整个人类要求摆脱君主贵族官僚统治的最强音。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共和国。美国建立以后,出于工商业的利益和原则的驱动,他们很快地发现了,如果仅仅反对封建欧洲对他们的制约,他们还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英国有些人认为,如果你们独立了,我相信你们美国人会饿死,你们美国人会穷死。

  如果你们没有欧洲人的帮助你们就只是野蛮人,你们会完蛋。就像当年蒋介石把中国大陆甩给共产党时说的:我们把大陆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会喂不饱这四亿人的,他们会崩溃的。

  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也是这样预计美国大陆的。确实如此,美国刚刚独立以后,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可怕和糟糕的,战乱纷争不已,社会混乱不已。所以美国独立的先驱者们,他们在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以后,很快的认识到要建立以工商文明为基本原则的国家,要推进工商文明的兴起,除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皇权,还必须整顿整个社会和国民,还必须反对暴民,暴民政治是整个人类文化另一个方面的污垢,暴君与暴民是同一张牌的不同面,他们都习惯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看来这张牌不能再要了。美国开国之父五十五个人,他们关上门开会了,他们明白新兴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再出现封建暴君,不允许再现欧洲历史上黑暗时期的过程,同时又不允许人民成为一盘散沙,成为任暴民乱政的混乱社会。也就是说,工商文明的发展,一手必须防止暴君专制,一手必须防止暴民乱政。他们因此进行了人类文明的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旅程碑—制宪运动,制订和通过《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两百多年内,4/5的文字没有被动过,立宪后只进行过十四次条款上的小修订。这个立宪的完成,到今天我们还对其羡慕。美国《宪法》的精神是简洁的、清楚的。他们就是在这么一个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同时也从制度上控制住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可能的暴力动荡。暴君不来随意乱收苛捐杂税,强抢民财,暴民不来打家劫舍破坏秩序,工商业者的日子就好过了,大家都慢慢变成工商业者了。这批开国者的智慧,他们的工商利益原则和工商制度基础,确保了美国两百年来的繁荣与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建国后不久的1861年~1865年,在林肯的领导下,还打了一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死了近60万人。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为什么牺牲如此大,还是坚持打下去?因为南部一些州要闹独立。为什么要闹独立,南部这些州要维护奴隶制度。为了奴隶制度要闹独立,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美国北方是工商业区域,南方是奴隶主和奴隶为主体的种植业经济,两者在政治原则上很调和。一个讲人可以以暴力压迫人,一个讲平等协商,原则全然不同。你愿意你的职工成为没有脑筋、惟命是从的奴隶吗?你愿意,职工还不愿意呢?同时,工商业要的是统一的市场,不允许市场分割和封锁,南方要闹独立,要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分割开来,北方的工商业者怎么能答应呢?谈不拢,就战场上见。最后南方被打败了,也就是说,以工商业为基础的民主法治战胜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封建奴隶制,工商文明胜利了,美国成为一个以工商文明为主体的统一国家。这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工商文明讲法治和民主,讲统一的大市场,它是容不下国家分裂的,是容不下封建奴隶制的。美国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愈是按工商业原则建国,就愈有活力,愈强大。什么是硬道理,工商文明的发展就是硬道理。

  (5)奋起直追的民族,德国、俄国和日本

  就工商业社会制度建议而言,英国是原生地,美国是成熟地,而其它的国家,只是后来匆匆忙忙的模仿者或挑战者。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说的,离现在都已经156年了。为什么要模仿和赶超,为什么要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理由很简单,不想灭亡。中国百年近代史,如此的动荡和血腥,是为什么呢?说到底,就是不想灭亡,而不想灭亡,就只有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要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必须改造社会,所以就是不断的革命和动荡、战争和血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发展起来,原因是什么?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我们在座的,可是新中国第一波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并且第一波变成了“资产者”的人。我们的使命,就是使愈来愈多的人变成资产者嘛。这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马克思、恩格斯还说,“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我看来,这种统治不仅是经济的统治,也是政治的统治,也是文化的统治。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村的文化,所以我们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就是打倒孔家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工商城市社会的经济、伦理、法律和制度,必须取得彻底的统治,这是中国进步的历史选择,没有一点含糊。

  英国和美国变成了资产者民族,力量兴起了,法国马上自我改造,革命不断,也好不容易变成了资产者民族。欧洲其它国家急了,别无选择,学吧!争取在学习过程中“赶英追法超美”。英国、美国、法国兴起后,“赶英追法超美”就成了后起工业化国家变革的根本原因。这些后来的模仿者中,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但最终都得走工商文明之路。落后就挨打,而工商文明就代表着富强,传统农耕文明就代表着落后。但是,农牧业民族急于赶超,急于变成工商业民族,困难太大了。在这个赶超的过程中,德国演化出了左右翼冲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最后资产阶级极右翼上台;日本也是极右翼上台。所谓极右翼,就是对外战争,用军事暴力为工商业开道。苏联则是极左翼上台,所谓极左翼,都搞了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历史说明,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对工商业发展和工商秩序建设来说,都带来了灾难。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德国

  英国工商文明先起来,法国就倒霉。法国工商文明一起来,德国就等倒霉。法国闹大革命的时候,德国还是一个邦国林立的农耕社会。法国的工商业进程和法国大革命的力量力量,震撼了德意志,它要赶超法国。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大搞改革,全力为工商业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终于在1871年打败法国。德国工商业后来居上,到1910年,德国经济已发展为世界第二了。与法国不同的是,法国是工商业者推翻了皇权贵族,建立了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国家制度。德国是开明的皇权贵族培育支持了工商业者的发展,工商业是在开明专制皇权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麻烦就大了。工商业发展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产生了,劳资矛盾激化了,专制皇权怎么办呢?对外战争,祸水外引,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战争打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起推翻了皇帝。代表当时德国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民主党力量上台,建立魏码共和国。但是,代表最穷阶层的德国共产党不干,他们起义,遭到社民党政府镇压。无产阶级中的极左翼和中左翼闹到了流血的地步。过去,我们老批修正主义,原因就在于此,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右翼,这两兄弟有血债。在中左政府的魏码共和国管理下,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不满意,代表最贫穷阶级的极左翼共产党也不满意,结果右翼资产阶级就把希特勒扶上台了。希特勒一上台,同样把祸水向外引,要把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外民族矛盾,要去争夺生存空间,为工商业发展硬抢殖民地,要扩张市场和原料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家要记住,希特勒是极右翼。所谓极右翼,就是工商业极端民族主义,工商文明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用暴力来为工商利益开道。大家为什么把小布什说成是极右翼呢?因为大家认为他是用军事暴力来为美国资本在全球开道。这说明,工商业文明是一种扩张性的文明,一个充满活力的后起的工商业国家,一定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如果其它国家强行阻拦它的和平崛起,很容易出希特勒的。也就是说,工商业扩张如果受到无理压制,极容易刺激出军事扩张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工商业的产物。中国秦统一以来二千年的时间中,就没有过真正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近代以后才有的。第二次世界之前,一个后起的民族走上工商业之路不久,就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德国如此,日本如此,意大利如此,俄国也如此。基于这种历史教训,所以西方不少人总用紧张的眼光看着中国,说中国扩充军备了,说黄祸要来了,中国要扩张了,不相信我们的和平崛起的声明。我们说我们要和平崛起,人家总是怀疑。二次大战后,在德国,美、英、法盟军支持有中右倾向的基督教联盟上台,终于在德国建立起了工商文明的秩序,在私有财产保护、自由市场、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的共识基础上,形成了中右(基联盟)和中左(社民党)在民主制度下的互动机制。大家对立而统一,相反而相成,总算有了良好的工商秩序。

  德国极左翼被希特勒干掉了,希特勒极右翼也败了,德国火气小了,现在的德国,大家严严谨谨从事生产,规规矩矩遵守法律,宝马、奔驰满地球跑,德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数的1.5%.虽然折腾,但德国还是完成了由农耕民族向工商民族转化的历史任务,挤入发达国家之列。

  日本

  公元640年前后,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大量归国,他们拥戴年轻的孝德天皇搞了大化改新,全盘中化,引进中国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在文明发展历程中上了一个新台阶。从中国唐朝引进的文明形态,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

  1853年6月,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舰强行开进日本江户。1854年1月,美国强迫日本签订自由通商条约,日本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由此引发了国内锁国派和开国派的斗争。

  最后,开国派打败锁国派,扶持明治天皇上台。明治天皇执政的核心,就是以中央集权、开明专制来发展工商业。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公布了《五条誓文》,第一条内容是第二条内容就是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要发展工商业,就要向西方开放,学习西方的科技。

  日本不想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但要学习西方的科技,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和魂洋才”,师夷之长以治夷。我们中国满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走的完全是日本的路,我们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遗憾的是,日本当年是开明专制,而我们中国当时是黑暗专制,差别就出来了。日本当时是靠开明专制的年轻有为的明治天皇搞工商业,我们当时靠的是黑暗专制的慈禧老太太搞工商业,这样一来,中国就落后了日本。结果就是我们失败人家成功,人家成功我们挨打。我们都知道日本经济比我们好,工商业基础扎实,其实我们不用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人家都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只有多少年?真正算起来只有二十多年!

  后来者居上,这是历史规律之一。当然,前提是后来者变聪明了。

  日本与德国差不多,利用天皇开明专制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工商业发展,结果就是极右翼上台,走向对外扩张的战争,最后由盟军给它强加了一个“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框子。

  英国、美国的工商文明,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最后改变了社会上层结构,具有社会活力和灵活性,而俄国、德国、日本工商文明之初,开明专制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相对来看,它们的民间工商业活力不足,经济灵活性差,个体创新意识弱,在长期竞争中,成不了工商业领袖国家。而且,用开明政治专制来搞经济,官僚控制着经济资源,政商关系就不正常,官商勾结就摆脱不了,政府的廉洁自律和依法行政就做不了,社会矛盾就很大。

  日本成为工商文明国家的重要意义又是东方民族在工商文明的大潮席卷下的突破。有着几千年东方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在工商文明大潮的冲击下,是如同印地安人一样灭亡,还是有机会崛起。日本首先给出了回答。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的时候,孙中山就欢呼,因为他认同亚洲黄种人。但是,后来,日本工商业发展起来,他们反过来打给他们文化滋养的中国,这就天理不容了。二战后,日本又从废墟上崛起,当日本优质产品纵横天下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会再说我们黄种人是劣等民族了。现在,四小龙兴起了,大中国兴起了。什么是兴起,其实就是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就兴起了。谁还敢说我们是劣等民族呢?事实说明,我们不怕工商竞争,来比比看,谁怕谁?

  俄国

  1697年8月,荷兰赞丹镇的造船厂来了一名俄国学徒—25岁的彼得。他特别勤奋,特别好学,一个月的学徒期满,荷兰师傅一致推举他为“优秀工匠”,给他披上了大红绶带,看来,他在德国混个好工作没问题了。其实,这个年轻的彼得,就是俄国赫赫有名的彼得大帝。

  他偷偷带了一个俄国大使团到欧洲学习了18个月,自己则装成了35个俄国留学生中的一员。

  这次考察让年轻的皇帝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发达强大的国家,都是以工业和商业立国的,政府保护工商业者,全力开拓海外贸易,为了海外贸易不惜大打出手。回国后,彼得大帝用很残酷的办法,强行将国家转向工商业,以工商业的标准来改革习俗、文化、军队,开始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开明强硬的政治家,以强制性的手段来玩工商业,这就成了俄国的特色。

  从彼得大帝,叶卡杰琳娜二世,到后来的斯大林,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现在的普京好像又在走这条路。中国许多人喜欢硬派政治人物,其实,手段硬不是坏事,但要看硬在什么地方。要看是不是硬在严格执法上,是不是硬在促进发展工商文明上。如果硬的地方不对,方向不对,方式又不讲法律,这就会妨碍俄国成为工商业的世界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

  俄国的工商业是由开明专制皇帝推动的,所以他们一想到经济发展,就会想到开明君主,总希望将经济的命运交到开明专断的政治家和官僚们手上,所以俄国一直难以产生出独立而强大的企业家阶层。今天俄国的工商经济基础,主要是垄断性的矿产、石油、森林等项目,挖出来就卖,砍下来就卖。俄国的出口商品中,能源产品、矿产等初级产品就占了70%~80%,都是资源垄断型的,政府高度控制,由垄断企业来搞。强势政治人物直接控制垄断资源,生产流程简单,供求变化空间小,官僚效率即便低一些,但还玩得下去。但是,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出口商品中,大部分是机电和纺织品,都是非垄断企业在经营,高度竞争,这后面就是大批自由中小企业和大量的就业。中国不像俄国那样有大量丰富的垄断资源,所以不能玩俄国靠强势政府和垄断企业那一套。俄国就缺少像我们以江浙一带为代表的大量的中小企业家阶层,它的整个民众的自主化、工商化程度低,民间缺少活力。想发展工商业,又不保护独立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只靠一些官僚来玩,整个国家的工商活力就会受压制,如果这种办法不变,我看不出俄国今后在国际市场上有多少前途。有人说俄国资源丰富,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一定会后来居上,我不信。我只知道一点,铁腕官僚直接控制垄断资源,直接掌握国家的经济资源,怎么可能有效率呢?广大的民众靠什么资源来释放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呢?

  没有民众在竞争中释放创造力,国家怎么可能富强呢?俄国为什么要改革呢?斯大林用国家暴力强行积累起来了工业资本,但由于缺少自由市场机制和独立企业家阶层,这个工业资产无法高效率地运行起来,这才会发生社会变革。俄国已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仅占3.5%左右,俄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工业资产的问题,而是工业资产运行效率太低的问题。资本的高效运行,靠计划经济不行,靠官僚不行,得靠自由市场竞争和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市场竞争,是增加财富的不二法门。现在比起来,中国的工商业环境比俄国强,我们的市场竞争机制更开放,我们的独立企业家阶层更庞大,我们社会的工商化意识比俄国要强烈。如果我是搞石油的,在政府支持下,垄断几口油井,卖方市场,我不用这么忙这么累,也许官来也可以直接来搞。我们中国国有企业中有点效益的,简单清一下,不都是些垄断性行业,不都是卖方市场的行业吗?我是做酒买卖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极端严酷的领域,瞬息万变,按官场的计划指令是无法经营的。只要是买方市场,就只有靠独立的企业家来经营。仅靠卖方市场活着的垄断企业,能解决多少就业呢?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活动在买方市场,而70%的就业就靠买方市场支撑,我们的人均资源不像俄国那样丰富,如果完全按现在俄国那种“政府控制+垄断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国恐怕早就四处失业,流民遍地,天下大乱了。俄国不改变这种“政府控制+垄断企业+垄断资源”的经济格局,它就成不了工商世界的领袖。政治家再铁腕,企业效率上不去,社会就业上不去,有什么用处呢?

  按工商文明的标准,了不起的政治家,要将铁腕用在保护工商秩序上,要用铁腕来保障开放和自由竞争,用铁腕来保障自由企业的发展上。不能用铁腕来保护垄断企业,不能用铁腕来打压民间自由企业。拿破仑够铁腕吧?但他明白铁腕该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摧毁欧洲的封建秩序上,用在制定和实施《法国民法典》上,用在促进工商自由竞争上,这是拿破仑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德国、日本、俄国都是后起的工商业国家,是被迫走上工商业道路的国家,都依靠了开明专制的力量,但最后都因极右翼或极左翼的上台而动荡不宁,最后都回归到了“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原则下。但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完成了由农耕民族向工商业民族的转变,建立起了以工商业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家。

  三、中华民族在工商文明大潮中的沉浮

  讲了半天外国的事,目的还是为了我们中国工商文明的崛起,目的还是为了搞清楚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我相信,工商文明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有它自己不以民族和文化为转移的逻辑。世界各民族,要在信仰和文化上达成统一很困难,但在工商规则上达成统一并不难,这就说明工商业的超民族性和超文化性。我兜了一个大圈子,我现在可以回到我们中国了。我演讲的第三个题目是—中华民族在工商文明大潮中的沉浮。

  (1)“官本位”下的“两暴”文化

  讲到我们中国,讲到我们自己,讲到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最大的疑问可能就是,伟大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没有从我们东方文明中孕育出来?我的结论并不复杂,我认为,中国工商文明之所以屡兴屡败,不断难产,是由于“官本位”下的“两暴”(暴君和暴民)不断地在摧毁它。今天我们中国的工商业总算是再次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社会分化了,多元化了,大家各有各的角度和立场,谁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能不从我的社会立场出发吧,或者是被叫为阶级立场出发吧。在一个开放的工商社会中,谁都有权利讲讲自己的心里话嘛。什么是“官本位”?那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官说了算。官靠什么说了算呢?靠合法的强制和暴力。

  中国历史上,从来如此,官不从事生产,但却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主宰百姓的命运。

  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中国史书,读出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官本位”这三个字。中华传统社会构建所有的构想,说起来非常简单,是建立了一种以中央王权为中心,各级官僚为基础,分支统治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通吃的皇权+吃税的官僚+上税的小农+边缘化的工商业者”,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我们常说的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次更换统治者的历史,就是打掉原来的统治者又重新换一批统治者的历史。统治者换来换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就是基本社会制度不换。一部二千年的历史,就是王朝更替的历史,而所有的王朝,都是建立在以君王这么一个最高的官,一直到我们县官乡官,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结构,形成了以高度专制为特色的中国的超稳态的结构。我们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就是官文化。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我们中国文明的毛病,也在“官文化”之中。我讲用“官本位”这样的词,不是带着某种偏见和褒贬的这么一个提法。

  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讲讲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的这样一个超稳态结构呢?从历史上看,应该讲是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一个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过去中国人要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我看一是治水二是防备游牧民族入侵。农业靠水吃饭,农耕文明一定要治水,我们的历史上从大禹开始到我们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生产率低,社会剩余少,集中资源,就要很大的强权才行。这是过去农耕文明中朝廷和官为社会核心的客观原因。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周边的我们认为相对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要对抗强大的敌人,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来指挥控制军队是不行的。在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无论是治水还是国防,没有专制强权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我们这种超稳态的文化,这种文化非常有效地使我们民族生育繁殖,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凡事要看条件和历史环境,我们不能一概而定,当年是小农经济,当年是农耕文明,君王专制就有它当年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到今天,工商生产力已超越农耕生产力,工商业成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君王官僚专制的历史条件就消失了,继续存在,就不合理了。但是,虽然我们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但是,源于农耕时代的思想观念和一些制度因素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妨碍着工商文明力量的释放和发展。由于这个几千年的皇权文化,我们每一个人浸透在这种皇权官僚的文化里面,“官本位”的思维文化、社会规范,法律伦理,就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君为臣纲,官为民纲,皇帝和官僚说了算,这些恶劣影响延续直到今天。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前朝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骨子里都是这一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他一般就习惯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买单。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序是士农工商,士(官)排在第一位。百姓有吃有穿,得感谢皇恩浩荡,纳税人这个概念都不敢有,你一说是我们生产者在养活公务员,一些狡猾的官就来了,搞个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你最后也糊涂了,对啊,我们是靠他们才吃得上饭啊!到最后,谁在养活谁都搞不清楚了!

  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向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

  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族称赞,他就可能成为官员,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官路不通走匪路,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孙悟空闹第一场,混了个弼马温当。嫌官小,再闹一场,混了个齐天大圣。管他有没有实权,反正是朝廷给封的官,地位不亚于政协名誉主席。

  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正史里面记载的那些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扑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白道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黑道世界。

  毛主席赞美过的风流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人是从官道上走出来的,当然,唐宗宋祖只能算官员造反取代皇帝。在毛主席看来,他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毛主席更喜欢强盗土匪,他赞美春秋时期的大强盗柳下跖,赞美春秋时期从楚国造反跑到云南当王的庄骄,他最赞美的是秦末造反的陈胜。他一首《读历史》的诗,上面写道,“有多少英雄人物?柳下庄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可见,几千年中历史,他实际上就看得起这三个人,这三位是他心中真正敬重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官也好,匪也好,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是官本位,都是权力,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权势地位。总之,我看中国历史的过程,就看到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

  “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权势最大的,是最容易以权谋私的,是最肥的,所以大家都指向官。百姓恭维人,最喜欢用的话就是“升官发财”。升官发财,这不是明摆着承认以权谋私的事实吗?最近,广东搞了一个调查,大多数年轻人就业的第一选择,还是当官,广东已经是中国最工商化的区域了,大家还是想当官,你说,官本位多厉害!“官本位”的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始终都是暴力,追求的都是权力,暴君+暴民这样的群魔们打架,百姓就遭殃。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围绕着权力,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解,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所以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人民公仆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

  明明是人授君权,但文人们却编出天授君权,编出“天子”这些概念来哄百姓,人民就这样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暴君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暴力革命,杀死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暴民革命,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和官僚,他们的后代皇帝官僚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

  我的书架上有一套二十四史,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如何以暴换暴,如何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我这样说,不是说我否定我们中国的历史。权力至上,暴力至上,当然也包括西欧的农耕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实,只要是农耕社会,只要是君主官僚统治的社会,这都是一样的,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在吃暴君和暴官,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商业者也没办法,不是入黑道,变成帮会,就是傍官员,入白道,与官僚勾兑。

  现在还有人这样赞美一些商人说,黑白两道通吃。商人就是搞好生产和服务,干嘛要去吃什么白道黑道呢?没办法啊!来一个高衙内,跟上几个穿制服的,镣铐一上,你就完了,来一个黑旋风李逵,几板斧下来,你也完了。伟大的唐朝是毁在谁手上的,毁在黄巢手上。

  黄巢是干什么的?是贩私盐的。什么是贩私盐,就是朝廷规定只准国营垄断企业经营盐,黄巢拿不到经营盐的许可证,要活,就自己偷偷贩买私盐。结果他们贩运的盐巴被官府查封没收了,没了本钱,破了产,对出资的朋友交待不了,就造反了,打进了长安城,皇帝逃跑了,请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京,才平定了黄巢。你看,要是没有盐业垄断政策下的官吏查封,这档子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黄巢这些民间盐商,变成暴民,是被暴官垄断给逼出来的。你想在有利润的盐上搞国退民进,没门!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土墙,全部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里三尺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看到这一点,我就纳闷,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服务于权力,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着工商文明的萌芽,我们历史上有不少能干的商人,有不少工业成果,但就是不能持续扩展。原因是什么呢?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2)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呼喊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时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生,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匡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

  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

  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

  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生,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他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管仲有句名言,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啊!你要想让大家讲点文明礼貌,想让大家懂点规矩和法律,没有物质财富这个基础怎么行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二十多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人家管仲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就清清楚楚。《史记》上说,管仲治国,是“与俗同好恶”,这是说,他不搞移风易俗,而是顺着民心风俗来治国。老百姓要钱,所以就要让百姓有发财的空间,大力发展工商业。邓小平打打牌,输了一样钻桌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与俗同好恶”。搞工商业,首先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不能强加于人,消费者需求什么,就提供什么。以工商业为原则的国家管理,当然就得“与俗用好恶”了,得顺着百姓最普遍的需求来,不搞那些强加于人的事。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国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弄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里面说,发展经济,强化国力,不需要政府介入干预经济,政府只要清静守法就行了。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放任竞争,甚至把政府垄断的铜币铸造权都下放民间了,政府制订钱币的标准,百姓有本事都可以自己铸钱,相当于百姓可以自己发行贷币,你说放任到了什么地步!自由放任到过分了。但结果是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国库里的钱都用不完,国库里串铜币的带子都朽坏了,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这些事迹,在《史记》中有不少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一身精通,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

  他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遇到钉子,就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他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

  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的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过程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啊!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

  他多冤那,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那,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胡适先生曾引用《吕氏春秋》里的话给蒋介石,说要给民间空间,让百姓独立创业。政府如果管制太多,就把百姓搞得太弱了。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在管仲、范蠡和吕不韦,我们商人还有一个大人物,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中的姜子牙。他出身商人,成为周朝的开国国师,齐国的创立者。他奠定的齐文化,就十分重视工商业。原来齐国的地盘上,出了一个海尔,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总之,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之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的遗憾。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来想去,还是封建官本位文化的压制。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工业也是一种补充,所以有工商业背景的思想,例如道家黄老学,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种补充。所以管仲、范蠡、吕不韦这些人虽然个人本事极大,但最终也只是王权的补充。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缺少强大的工商业的支撑,所以只能当配角。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工商业者已成为主角,绝大多数的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政府是工商业者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愈来愈少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小农经济,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总的说来,中国的诸子百家的主流都是政治哲学,是为皇帝和官写的,一套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写的主要都是政治家的历史,官的历史。除了司马迁赞美商业,认为工商业符合天道,要给商人立传外,以后的史书里就不写商人了。

  老百姓吃些什么?穿些什么?如何搞生产?如何交易?如何上税?这些对生产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不入我们史官的眼中。他们靠朝廷俸禄供养,就以为朝廷那点事就是最重要的了。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的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他们有初夜权,贵族可以先占有新娘,中国没有这么邪。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贵族比西方的贵族有道德,而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反抗性更强。陈胜造反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就不信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生的,他知道是打出来的。我看到一篇文章上说,范长江先生曾说,你看中国的农民很有特点,他蹲在那里,你踢他,抽他嘴巴子,他还是蹲在那里,不反抗,逆来顺受,但他一旦站了起来,就是杀人,没有中间过程。中国历史上造反很多,就是这一点血性,搞得我们的贵族怎么也不敢太贵族了。管你什么地位,过分欺负人,就可能被砍。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这是中国式的权力制衡,以暴易暴的权力制衡。这种以暴制暴的制衡方式,比起民主选举的制衡方式,真的是太老套野蛮了。当然,在暴力制衡的同时,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相比起来要有文化得多。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3)“工商本位”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讲“工商本位”。所谓“商本位”,指的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来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管社会。有人说,这很难啊!但大家想一想,农民的尊重权威和等级的原则可以管社会,牧民逐水草而居、不时杀掠游食的原则也可以管社会,为什么工商业者这么好的原则就不能管社会呢?谁会管得更好一点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国民主要通过工商业谋生,它们的社会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在进行管理吗

  刚才讲的“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相信,随着人们愈来愈多地在企业中讨生活,“商本位”时代已不可取代的来临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新和比建设的竞争。更简单地说,商本位是建设性的和平性竞争,官本位是暴力性的破坏性竞争。商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官本位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混乱。科技文明之火一旦点燃以后,工商文明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覆盖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它的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为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力对抗。

  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

  谁死了都不行。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谁离得开谁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是说明阶级矛盾在生产过程之中是可以调和的,各阶层是必须合作共存的。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整个尝试运动的兴起,都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新型工业国家进行了哲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置换,为社会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带来了改良。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那么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

  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讲,我们是有实行“工商文化”的基本基础的,我们且不说吕不韦那么聪明,敢把皇权当成风险投资,连皇帝他都要来制造,我们只看一下一般的中国人,有几个不是精明过人善于利用资源的?中华文化非常智慧,我们可以把螃蟹腿里的肉挑出来吃掉;可以把蛤蟆的舌头剪下来炒一盘菜;四川田埂的边上,都种满了豆子。千百年来,有限的资源被我们中国人利用到了极至!资源丰富的南美人可能不理解,人均才1.6亩耕地,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活下来了,而且还开始高速现代化了!这种智慧和这种精细多么的惊人啊!我们勤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我们贪财,凡是中国人都有发财的欲望,过年时大家一句句“恭喜发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见面就恭喜人家发财的。你见过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见面就来个“恭喜发财”吗?贪财是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啊!不贪财就没有了生产和财富,就没有了经济发展了。过去这种欲望被控制死了,压在心里,一旦开放商禁,这种基因就被激活了。我们都有一种自发的、自愿的想发财,在美国我和美国学生讲课的时候,我提醒他们,要小心中国人,我一回国就看见今天的中国人每个人眼睛都跟狼似的在发光,他们想发财呀!他们想获得财富,想通过财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不再靠《四书五经》,不再靠读“人之初、性本善”,现在有了机会,小心啊!这种基础确实给中国走向“工商文明”创造了条件。连那些骂资本和贪财的理论家,他们其实也是靠骂来发财来谋生,他们眼中一样闪着发财的光芒!正因为有这种求财的强烈动力,所以即便在皇帝老子和官僚的任意管制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晋商、有过徽商。近代兵荒马乱,还是出现了了不起的江浙财团。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求财富为中心,中华民族的工商活力马上迸发,这是有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以沿海为代表的经济持续增长。

  我们肯定可以肯定地讲,工商业的生活方式,“工商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已经形成最大的历史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了。孙中山先生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制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中国的历史潮流是什么?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我们企业在整个社会中逐步壮大,逐步走向发展,逐步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潮流。当然,我是从一个搞企业的人的角度来讲的,和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同。我这样的想法,早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就跟当年如果我们要求执政党代表工商集团,也要以“三个代表”的胸怀把我们包进去,我自己也因为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对云南葡萄酒业发展的贡献,被选成了云南省政协委员,这在十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毛主席不说你是右派反革命吗?所以我们说,从西方工商文明的兴起到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我们真应该想到,其实脉路很简单,这就是新生的企业和城市利益集团的兴起,这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不可阻挡的企业家利益的发展,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逐渐企业化,这是一条很清晰发展曲线。就我理想,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就是工商业是硬道理,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代表工商业。

  讲到这里,恐怕已是大逆不道了。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官的原则仍是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强调,大社会小政府,强企业弱政府,减化政府强化企业,可是,我见的很多官员非常明确的讲到,政府再小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还是企业。一个科长、一个县长到了,还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他们是来视察的,企业再大也是如此。我可不鼓动你们啊!如果见了县长当成朱侍郎,就把你们害了。无论“官本位”

  如何在阻碍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就是有铁的规律,这就是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必须这个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我们看过《走向共和》,不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精彩的故事片,里头有一个商人在清朝时候为了发财,为了做皇帝的生意,他花五万两银子买了南洋的木,勾结朝廷官员,勾结中央财政部部长,以六十万两年银子卖给了皇帝。于是李鸿章气得发抖,把他抓起来。盛宣怀对他说:“你他妈混蛋,我干了一辈子商业也不像你那么黑心。”那商人双膝一跪说,我得六十万两,其中给李公公二十万两,给了谁谁谁十万两,又给了谁谁谁十万两,给了关税十万两,加上营运成本,我只赚了五万两,天地良心啊!我不勾结他们不行啊!

  “你们看这个历史,这个时候”官本位“系统中的开明官僚们还在搞洋务运动,要用官僚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张之洞老先生终于明白过来了,实业是力量基础,这是千年未遇之大变,这是中国民族必须迈过去的实业救国之路。他在湖北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最早的炼钢厂。但是他有大问题,他干脆就相信”官本位“文化就能解决中国工商业崛起的问题。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官为体,工商为用。对吧?他完全以官家思路,官家身份进行搞工业开发。钢厂开建以后,还不知道铁矿在那里,他的想法是,中国之地大物博,还愁没有矿挖吗!

  先将工厂建立起来后再说。等工厂建成以后,才发现找不到适当的铁矿石。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开明官僚们脱开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脱开市场经济,干脆用官文化来创造工商业。效果呢?投入了五百万两银子,要朝廷再追加一百万两银子,朝廷实在拿不出来了,没办法。当年一个张之洞,一个李鸿章,他们可以朝廷的擎天两柱,形同水火,两人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张之洞不是屈服了,求李鸿章把他的得意门生盛宣怀请过来。盛宣怀来后,讲了一句话:“官督民办。”嘿!我来办,我是工商代表者,您老人家回府歇着去,您看着,您督着,我来办。八个月后,盛宣怀把第一根被西方认可的、质量过关的钢轨抬进了张府说:“我向您贺礼了!”这就是工商业者的力量啊!他比哪个用四十万两进行贿赂才赚五万两的商人来说又进步了吧?瞧瞧,各业有分工,按官的办法搞工商业,不行。

  (4)中国出了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

  中国近现代百年,我们落后挨打,外国人不断欺负我们中国,打了我们中国杀了我们中国人的人,烧了我们中国的房子,割了我们中国的地,还要让我们赔军费和辛苦费。而我们中国人不甘挨打受欺,进行了不断的反抗和自强运动。在中国反抗和自强的这个艰难过程中,中国出了个孙中山,出了毛泽东,出了个邓小平。他们是那个苦难年代中国人的代表,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通过他们表现了出来。中国败在洋枪洋炮上,洋枪洋炮是什么,是工业品,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的产物。有科技和工业才能强国,这样的道理,我们中国人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到的,是被打败后才明白的。满清后期的李鸿章和张之洞等开明官僚,是从战场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搞洋务运动,要造洋枪洋炮,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在战火中启动了,多难呐!大家慢慢发现,造枪造炮,没有一个配套的工业服务体系不行,所以又从造枪造炮中喊出了“实行商战”和“实业救国”的口号。多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袍马褂,丢掉古书,穿上西装,挽起袖子下海来搞实业!

  与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老先生不同,孙中山强烈感到要兴实业,非改造社会环境不可,他强烈感到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我读过一些孙中山的书,我感到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并不善长于组织,孙大炮屡败屡战。中国人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孙中山并不成功,但中国人仍尊称他为国父,为什么?他这个人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点,这就是他眼光非常正确,在大处有明确的方向和原则性。我不是研究孙中山的专家,我只读了些他的东西,自己进行了一个归纳,我感到他的逻辑是:工商发达才能强国,而共和制度才能让工商发达。所以他的一生就是为共和制度和工商业努力。辛亥革命刚结束,他就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重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要点。”共和政权以服务工商实业为要点,他看得非常清楚啊!他的目标特别清晰坚定。大家知道,在社会制度上,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在工商业方面,他与商人交往多,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建国方略》,里面谈的主要是实业计划。他要建铁路、港口,要开矿,要办粮食加工、房地产、印刷等各种实业,称为“六大计划”,他还到处找外国银行去商量贷款来干这些事。实业他倒没有干起来,他身后是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但我们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仍然尊重他。他了解西方,了解工商的力量,他知道西方的实力基础就在工商实业。

  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交出权力,决定把总统的宝座让给袁世凯时,他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实业救国。他说,我有生之年不当总统了,放弃政治了,我要去筑铁路、开矿山、兴实业,这才能真正地振兴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兴办实业来使中国富强,这是我们的先行者啊!从行贿经商到官督民办,从官督民办进步到弃官行商,这是工商业者一步步脱离“官本位”的过程,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是带了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官员下海,这没有什么耻辱的,没有什么可低头的,我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官员下海,我们无非是学学孙中山、追随孙中山吧!这是很骄傲的事嘛!今天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啊!孙中山没能当上真正的总统,所以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历史伟人。

  孙中山大毛主席27岁。1911年春天,孙中山45岁,毛主席才18岁,这时我们年轻的毛主席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政见。他很勇敢地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上了自己关于中国的政治蓝图构想: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那时人还年轻,脑子还有点糊涂,他不明白孙中山当时是共和派,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保皇派,当时是势不两立的。大概当时毛主席认为,反正他们都是名人嘛。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毛主席的政治理想很快就实现了1/3了!在毛主席开始学会发表政见的时候,我们的邓小平同志还只有7岁,正被他爸爸揪着耳朵在家里读《四书五经》呢!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后来会变得这么伟大!从孙中山去世到邓小平去世,共计72年,时间长吗?只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新中国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很伟大。

  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到工商文明的西方国家去留学和体验过,他没有在工厂和商界干过,他不太明白工商业的运行规律。他不喜欢商人,不喜欢企业家,不喜欢金钱。《毛泽东传记》中有一个细节,毛主席最后一次摸钞票是在参加秋收暴动前的时候,他被当地民团抓住了,摸出他袜子里藏的几个大洋,贿赂民团的人,那些人受了钱手软,一不小心把他放了,那才有了以后的一代领袖,从此他就再也不摸钱了。他一生都以谈钱为耻。你想想看,他不谈钱,不摸钱,没有财富贪欲了,没有了金钱的概念,怎么可能对工商业的价值会有感觉呢?

  怎么能将工商业发展好呢?如果一位领袖的清正廉洁就建立在反对商业发展上,这问题就大了。

  清正廉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容易本末倒置。我个人可以不贪财,但不能因此而反对别人为财富而奋斗啊,这是百姓幸福和国家实力的力量基础!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伟大人物。工商文明的大潮已席卷着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精英人物。他也要搞工业化,他要以政治家的理想、热情和办法来搞工业化。也就是说,他要工业而不要商业,他不要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他不太明白工业和商业是现代经济的两个轮子,相互离不开的。直到现在,有些人还有这种糊涂想法,他们尊重实业家不尊重商人,说商人只会倒来倒去,实业家才干的是正事。要有工厂来生产产品,要有商业网络来销售产品,这是配套的,工商是一家。但是,我要说一句客观的话,没有毛主席,恐怕今天中国的工商业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两个印度人的发现。前年我见到两个印度共产党人,他们是到我们中国来取经的。唐僧、孙猴子过去到印度取经,现在印度人到我们这儿来取经了。他们说,在中国改革以前,印度有几件事没有中国人干得好,一件是工商业的基础设施,从道路、桥梁、电力、水坝和重工业。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靠组织劳动大军留下的。一件是男女平等,女人也要出门干活,女人是独立的劳动者。印度现在男女仍不平等,女性就业仍然是一大问题。这样中国的劳动力就比印度多一倍多。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男女平等是一大财富,我过去没有从这方面想过。一件是基础教育,中国的识字率比印度当年高得太多。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这是工商业劳动者的基本素质。一件是农村宗法制度被摧毁,地主被打倒,族长没有了,人与人平等化,小家庭普遍化。中国农村年轻人不再受传统宗法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等级束缚。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所有这些,都是从事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嘿!有道理。毛泽东集中农村剩余建立了工业化的初始物质条件,扫荡了过去的等级制度和文化,塑造了中国人人平等的心理结构,也开启了一种英难主义和自信自尊的精神,这些都是现代工商业的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化的铺路人。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搞企业的人都知道,建起一个工厂是件难事,但是,高效率地管理和运行一个工厂更是难事。从苏联援建的150多个工厂开始,毛泽东时代陆续建立起了中国的重工业。当时,工业企业间的交换关系,完全由计划部门来决定,这怎么可能有效率呢?毛泽东认为效率不行,是革命精神不够,所以搞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是不行的,不能用政治家的办法来经营企业。这个教训被邓小平同志吸取了。邓小平去过西方留学,在工厂干过,他明白工厂管理的逻辑,明白市场交换的重要性。他采取的办法是物质刺激,权利和责任都下放,调动工厂管理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他被批判了,但大批判没有能改变他的判断。反正他耳朵不好,坐远点就听不见批判了。他明白,革命时代结束了,建设时代开始了。不能再用搞革命那一套来搞建设。搞建设,就得靠百姓自己来干。后来改革开放,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生产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了农民,农业发展了。在城市就搞放权让利,让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为了自己的目标去主动努力,城市经济发展了。让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中国的开始吸星大法了,世界上的资本、技术和资源就被吸进来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最高的武功就是吸星大法了,要想吸,先放空自己,把自己虚无一把,才能吸进东西来。要放空自己,就得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啊。我看对外开放的哲学,其实就是吸星大法哲学。邓小平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与金庸见面,不是没有道理的。金庸小说中的高手人物,有谁不是以无招胜有招的?有谁不是把各门各派的武功都吸来的?死守一门一派的招式,不行。马克思主义算是一门独门绝学,一门了不起的大功夫,算少林功夫吧,泰山北斗,但仅有老马这点招式,也应付不了江湖多变的险恶,达不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中国肚子大,最大的肚子就是“虚无”,“虚无”是彻底的开放,所以要解放思想,放空自己的陈见,各种招式都学,有用就好。这一下子,邓小平就将中国工商的力量给解放出来了,市场经济出来了,全球化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的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了。从历史上看,邓小平的改革设计,就是把过去的极左思想给“无”掉了,把人民公社“无”掉了,也把不少政府计划的权力给“无”掉了,这解放了中国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力量。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进程,是同一个历史任务的不同阶段。更准确地说,孙中山是现代化的开启者,毛泽东是现代化的铺路人,而邓小平则是现代化力量的解放者。他们前后相继,一步步将中国带入了工商文明的快车道。而现在,中国工商文明的这辆快车,主要由百姓自己的自发力量来推动了。认清历史潮流并不容易,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他都会犯错误,只要工业不要商业,他不知道让政治家来包揽企业家的活不行,他不知道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独立自主的企业家阶层,他不明白先哲老子所说的“我无事而民自富”的道理。

  四、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我们还在宣扬“两暴文化”

  我们认为,周而复返的暴君和暴民轮回就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周期,它阻碍了中国古代工商社会的发育,也阻碍现代工商文明的兴起。但是,虽然我们有了邓小平开创的工商文明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工商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虽然城市经济已主宰了中国,但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是,这种源于乡村的“两暴文化”,已沉浸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我们都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宣扬着两暴文化。

  最近,中央电视台刚放完《水浒》,马上接着放《汉武大帝》。我刚开始也有滋有味地看,但后来一想,不对啊!这不是在宣传暴民和暴君吗?

  《水浒》歌颂的是什么?是暴民。大家稍稍想想,如果满世界都是梁山泊好汉,我们还搞得了生产吗?梁山好汉们板斧乱砍,我看我们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进程就完了。中国历史上,中国民间工商业曾有很繁荣的时期,大家都知道有一幅《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宋代市场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持续不了,总是被社会暴乱行为所破坏。暴民乱政,对工商业绝对是摧毁性的。宋江是梁山头子,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他自己在诗里写,“他年若得报仇,血染浔阳江口!”,“敢笑黄巢不丈夫”,他要与黄巢比比,看看谁杀人更多。这与拿破仑的理想不同,拿破仑的理想是建立《法国民法典》。另外再看看李逵,在救宋江的时候,不管官军还是百姓,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现在一些武侠片,侠客们一不高兴,就在饭店里大打出手,凳子乱打,碟子乱飞,窗子砸烂,客人连滚带爬,店主鼻青脸肿,桌子底下面乱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侠客义士们与店主和客人商量赔偿的事!北京一位朋友说,咱们做生意的,不怕别的,就怕被一板砖拍下立交桥。李逵、武松、阮小二、院小七这些人杀人就像杀鸡一样,弄死个人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既不怕上帝罚惩,咱没这文化心理。也不怕官府,官府中有宋江这类大哥罩着呢?急了,就跟官军犯浑,加上个没出路的书生,就喊个“剿兵安民”的口号。这帮杀人狂四处乱砍,大家还怎么搞工业做生意。你去饭店吃饭,抬上一盘狗不理包子,如果你都确定不了,这里面是猪肉还是人肉,这世道还有救吗?但大家不要忘记,专门在大树十字坡剥人肉做包子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也算是一百零八好汉中的人物,武松还与张青拜了把兄弟。梁山泊中,张青和孙二娘买人肉包子不算什么事。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有赖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秩序容不得暴民行为,大家难道还会答应李逵、武松、张青、孙二娘这一干人横行中国吗?歌星们好吃好在,享受着工商文明的物质和法治秩序的成果,但还是要大唱“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这不是在鼓动暴民乱砍乱杀乱抢吗?强盗暴民们如果真的开始到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洲”,我看那些歌颂暴民精神的歌星、作家和编辑们不仅自身难保,老婆也难保啊。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工商文明有自己解决矛盾的常规。有问题有矛盾,只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调解,用舆论监督、司法等手段来解决,用推进更民主的民意表达来解决,你有什么权力该出手就出手呢?

  在工商文明的标准下,罪刑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序审判后,才有权定罪判刑,其它人一概没有权利,私刑一律犯法。暴民无权自行处决他人生命,国家领导人也无权自行处决他人生命。可是,中国文化心理中,深藏着不少暴民精神要素,这是我们发展工商文明必须压住的。老实说,我自己心中也藏着不少暴民心理因素,遇到麻烦事,心里一急,会想,打官司多麻烦,找几个哥们把他废了吧!痛快啊!做生意这么辛苦,那有一板斧抢大块金子过瘾啊!但是,我知道,暴民不利于工商业发展,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花点精力查找资料,向专家求教,找出些陈年旧事,这不是说书人讲故事引大家开心。李逵这样的变态暴民,在中国现在仍然受到颂扬,大家还以为是历史英雄江湖好汉。在我看来,什么英雄好汉,整个就是大罪犯。爱因斯坦才是英雄,他发现了E=MC2,人类因此而大进步。比尔·盖兹才是英雄,他发明了视窗软件,带来了信息革命。我们这些人才是英雄,我们发展了经济,带来了就业、税收和国家的富强。咱们都靠发展工商业吃饭,有话好好讲,凡事要商量,有律师和法官在,你无权行使暴力,暴力英雄主义的念头是邪恶的,暴力英难的时代结束了。宋江、李逵、鲁智深不算英雄,他们不搞科技、不搞生产、不搞营销,算那门子英雄?我们这些企业家才算英雄。

  宋江、李逵、鲁智深这类低层黑道暴徒不能算英雄,那么,汉武帝之流算英雄吗?我看也不能算上英雄。在我们工商业者的逻辑眼里,汉武帝只能是一个破坏性极大的暴君。汉武帝这样的人,不少野心家还想向他学习学习,因为人们都称他为雄才大略,谁不想雄才大略一把呢?我告诉大家,再出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我们这些企业家就完了,中产阶级就完了,中国的工商业就完了,中国的现代化也没指望了。

  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派卫青和霍去病打败匈奴,使中国北方安定了许多年。我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对汉武帝这方面的功绩,我是十分肯定的。但是,我们按照工商文明的照妖镜一照汉武帝,就会照出大问题来了。秦始皇是真厉害,因为他统一了中国,搞私有制,搞法制,支持民营工商业发展。到汉朝建国初期七十多年的“文景之治”,汉承秦制,继承了秦始皇的制度,搞市场经济,保障土地私有制,鼓励民营工商业发展。汉武帝一上台,干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强行搞民退国进,化民有为官有。他搞的公有化改造,连我们几十年前曾有过的公私合营那个中间过程都不讲,直接就派官来查封移交,官员趁机在中间大捞一把。史书上说,中产以上人家破败殆尽。也就是说,中等财产以上人家,全部败亡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是农业,毁不到那儿去,你不能把土地给毁了吧。但如果一个国家有相当的工商业,工商业一破坏,很难恢复起来。而且,汉武帝以后,许多皇帝和官都学他,有先例,为了抢劫民间财产,动不动就把民间工商业干掉,收归官营。还有意识形态,大公无私。什么是大公无私?依我看,应当解释为“有君无民”,“有官商无私商”。今天中国,工商业已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人要靠工商业生存,农民也不例外,但还是有这么多的昏人在歌颂暴君和暴民。大家想想,《水浒》和《汉武大帝》中,有没有一点对工商业财产的起码的尊重?有没有一点对工商法治秩序的起码的认识?

  按《水浒》和《汉武大帝》的原则来治国,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该怎么办?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是,这样命倒是可能保住,到国外当无聊的寓公,天天在房间里等死,事业是完了,人性的尊严也完了。而且,如果走不了,又怎么办?

  (2)走出历史的轮回,为工商文明开道

  有幸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一员,这是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给了我们这个机遇,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一代。我们的这种幸运这种机遇,可比历史上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美国工业革命兴起初的那代人。我们的前几代人,不是他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或者讲不是他们一点没有我们这种想法,而是他们没有赶上时代的巨变。我们这代企业家的成功和发展,有我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的原因,但更多是历史发展到现在给予了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我们的历史贡献。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来思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家管理的是什么?企业家手中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管社会、不管社区、不管公检法,但是我们手里有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资本。我们使资本的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我们所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法学上常说,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我们掌控着大量的资本,这是一种权利,但同时,资本的社会价值要展现出来,这就是责任。现在大家都关心就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失业,是工商业发展不够,不足以提供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资本的效率还太低。这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社会关心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绝不是工商业造成的,而是工商业发展不够造成的,世界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就是社会福利搞得最好的国家,因为工商业创造的剩余量大,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我们发展不起来,就交不上足量的税,官员们拿什么钱来搞转移支配。现在好多问题都搞混了,扶贫是谁在搞?社会保障是谁在建?从资金和财富的来源上说,不都是我们这些企业吗?所谓扶贫,不就是生产率高、社会财富贡献量的社会群体在扶持目前生产率低、社会财富贡献量相对小的群体吗?就业也好,富裕也好,发展也好,都建立在企业的效率和财富创造上,都建立在我们这些企业家和职工们的努力和奋斗上。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好多人就是想不明白。我不否认,一些富人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是搞定几个官,弄了几个批文,就变成富人了。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贡献,他们只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中偷了一块抢了一块。坏富人靠的是坏官,没有坏官,才不会有这些坏富人。所以,重要的还是管住那些坏官。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是要付出艰苦和努力的。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进程中走向了那么一条不归路,我们就是跳进了最大的火坑,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火坑上经受着考验。我们是现代中国第一代以资本增值为使命的人群,资本要在我们手中发展起来,惟有资本的进步,惟有保护资本和企业家的社会环境,才有就业、富裕和国家的力量和尊严。

  合理的合法的惟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力量所在。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种因偶然性社会因素而获得第一桶金而暴富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少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地产开发、信用社的开放、证卷市场的突然冒出这些政策变动中获利的,因此我从来认为,我们要记住,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我们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的社会回报。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一种社会认可性。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们人类创造了钱,最后人在钱面前顶礼膜拜,失去自我,失去人性,失去了一切,为了钱,可以杀人放火,为了钱可以不顾任何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异化,钱可能变成魔鬼一样支配了人。另一方面,钱使你变的伟大,使你变的有能力,使你变的善良,使你慷慨大方,使你变的有创造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钱可以使人性放大,可能放大恶的一面,也可能放大善的一面。钱是一个放大器。我们只能压住我们身上的痞子、黑暗、堕落的一面,发展我们身上高贵、光明、创造的一面,我们掌握的资本,才能成为人性光辉的放大力量和建设力量。

  老话说,邪不压正,正义的东西总要占胜邪恶的东西,这不是废话,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工商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形势比人强啊,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

  我在此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醒,而我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来愈来愈强。工商业需要一个严守契约的法治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诚信透明的公共服务,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以权谋私,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政策的任意性随意性,社会愈来愈容忍不了“两暴”对工商秩序的侵害。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政府的廉洁,公务员的服务效率,都会按照社会的要求发生改变,还是形势比人强这句老话。从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到现在提出的为社会和企业服务,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换,从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的发展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势比人强,我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

  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工商文明”也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属,“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商文明创造了资产阶级与创造了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工商文明的发展者和受益者。我们搞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家与职工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大家是企业整体利益中的不同部分而已,企业发展不了,大家都完,企业发展好,大家都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不断的转换调整,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和多赢,创造一个人类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那种认为阶级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不充许人天天在内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工商文明是靠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来缓解财富分配上的矛盾,不像过去封建文明时代那个历史阶段那样由“暴君”与“暴民”在固定的资源范围内玩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工商文明的历史已创造出丰富多元的社会文明,有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美国的宪法-联邦的地方分权的共和制,有法国相对中央集权的共和制,有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但是,无论工商文明的制度和文化表现有多少差异,但是凡工商文明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如鼓励自由竞争、信息流动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按平等和法治的关系处理、社会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等等,任何形式的工商文明社会都不能不认这些基本原则。只要认清工商文明是富裕、力量与幸福的源泉,只要认清中国正在展开以工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转型,我们就有了坚定的立场和方向,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

  我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一说不上学了,我欢呼三天,觉得不用上课了,不用受老师管了。到后来成为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直到在海外留学,我还是觉得书读得太少。

  我的儿女都在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也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去国外学习读书呢?无非是想把他们的文化修养,他们的精神层次,他们的从业技能提高!

  我们都知道要提高孩子的素质,我们也要有觉悟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啊!我们企业家管理的资产愈来愈多,社会要求我们承担的责任也愈来愈多,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素质以适应这种社会要求。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社会对我们有责任的要求,也自然会承认我们一些基本的权利。

  最近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他们的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人出来迎接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经济习惯,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先跟他们的市长打招呼、寒暄、握手,但等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才惊讶的发现,他们的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的,市长却坐在旁边,然后他们的商会会长站起来一乐说:“今天我们的市长很辛苦,陪大家介绍了半天,作为贵宾你们知道吗?他这个市长是谁给的?在我们汉堡有个传统,即便是立法会任命他当了市长,如果我本会长不给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的话,他就当不了这个市长。”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来,当年,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当时的市长跑掉了,城市没人管了,是商会组织起来保卫了这个城市及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商会就指定一个人,给了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让他来指挥作战,给了他军政一统的权力。打败了入侵者后,这位海军上将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市长。这在后来就成了惯例,凡是市长,哪怕是你议会选定的市长,也必须由商会来重新命名为海军上将,我们认为你能在外敌入侵时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利益,这样你才能当市长。所以他这个市长可是我们商会给他的呀!你们考察团成员来老是和市长握来握去,得搞清楚啊!我们才是真正的老板,真的!中世纪的时候,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个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可在商会会长手上,商会会长随时可以过去视察,商会的意见可以直接送达过去。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先得敲钟,要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他们能这样,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是公务员,只能为纳税人服务。

  让我们想想,为什么美国建立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所谓制衡机制,今天不展开谈,过后有兴趣可再讨论。总的讲现状中的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不顺,我相信90%公务员和许多愿意促进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官员,他们都苦恼一个政企关系,顾虑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企业家演讲,我当然得为企业家说话。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各种理想和利益都可以公开表达并和平博弈,社会的共识通过表决等形式来实现。我表达一个企业家的理想和利益,在工商文明的原则下是天经地意的嘛。我们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但企业家的贡献仍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承认,见官低一等仍是常态,大家仍然没有一种平等合作的正常心态。这对我们企业家不好,其实这样对官也不好,搞得大家关系不协调,大家心情都不爽,何苦呢?有点佛祖所说的众生平等的态度,会解决多少无谓的矛盾!

  工商文明讲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平等协商。我们的合同契约里一开头,常常就是说“双方经过平等自愿的协商,达成以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政企关系,官商关系里头,所需要的就是契约平等原则。这里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位副省级干部没有先到招呼就到我们工厂视察,我们看门的门卫不让进。给这位领导开车的司机上前来命令,这是某某省领导,赶快开门。我们的门卫说:“你喊那样,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楼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开门就没得工作了,是你给我工钱?你牛那样?

  你横那样?“嘿!就凭他这话,我奖了他一万块钱,”好样的!“耶稣好像说过,”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社会中愈来愈多的人的财富在企业里,他的心就在企业里,企业的原则和利益就成为他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工商文明的原则就是这样一步步渗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它不是暴力至上的,它是和平的温和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只要企业还在发展,工商文明就在发展,社会就不得不来顺从企业的需要,”官本位“就会让位于”工商本位“,这就是我理解的现代化进程。

  “官本位”仍然在影响社会和企业,办企业就不得不与官打交道,但是我与官的交道有一些原则,这叫“人情往来,不过界线”。我们跟官员打交道,既不顶名膜拜,不丧失尊严,不要让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同时要记住他也是人,他也是执行公务,也是整个社会管理职能的一员,大家各司其职,我依法经营依法上税,你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

  你不要来整我求贿赂,我也不来拉你下浑水,这从长远看对我们大家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都有利。工商文明的原则下,谁也不能为所欲为,你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官,我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商人,大家的关系是自主而平等的,大家的关系是协商和契约的关系,官场与企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工商文明的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之上。

  就个人而言,消费需求是极有限的,短短人生,你吃得了多少,你睡得了多少,纵有千幢楼夜躺三尺床,纵有千仓粮一日三顿饭!人生本来要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何况还有社会道德,你老婆还管着你,是吧?只要把这想明白了,到了一定层度你就会觉得这个财富,这个资本,这个依法图利的过程,它已经是一种工作的乐趣,是一种财富的责任,是一种价值追求,金钱里面有了灵魂和意义。我们这些企业家不能永远活下去,不能变成长生不死的仙人或妖精,我们都有撒手归天的那一天,所以资本只是流过我们的手而已,我们不过是在为社会管理一小段时间的资本而已。资本在我们手中增值了壮大了,我们就有功,资本在我们手中浪费了,我们就有罪。一位穷家长为了让儿上大学而拼命工作赚钱,累得死去活来,这会让大家感动。我们为了企业活下去而拼命工作,对许多社会障碍委曲求全,同样累得死去活来,这与那位穷家长有什么差异呢?在座的都是企业家,这个感受大家都有,可是我们在社会中,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资本的这种精神内涵。这只要看看网上那些莫明其妙的仇恨和谩骂就明白了。

  有经济学家说,我们要善待企业家,善待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好心为企业家讲话,但我听了心里并不舒服,这不是谁善待谁的问题,而是大家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大家都要平等相待的问题,而是大家都要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负责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工商业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扣在了一起,我们的理想和利益历史性地与中国的利益和未来统一了起来,克服“两暴”文化,使企业愈来愈强大,发展工商文明,保卫工商文明,就是发展和保卫生产力,就是将中国带上繁荣强盛之路,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伟大和神圣的事业,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破坏。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我们企业家是企业的整体希望、原则和利益的代表者,我们是最不愿社会动乱的,我们企业家是最希望看到社会有序地向工商文明方向发展的,我们是社会稳定和持续改善的中坚力量,我们也最希望社会不断地改进以消除日趋积累起来的矛盾。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在座的很多是社会的得益者,是这个时代发展中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稳定促进者,成为这个社会的维护者,和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和发展者,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跟在座的企业家交流、和大家有个共勉。

  附录:

  吴思、穆军等谈工商文明共识

  杨鹏:我们今天相聚,是由克钢那篇《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讲话引出来的。这篇讲话,许多朋友都读了,有企业家,有学者,大家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写《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说,如果他今后十年写中国社会思潮史,他会把这篇讲话写进去,他会把这篇讲话当成代表中国企业家阶层觉醒的一篇宣言性的东西。上个星期,穆军、夏骏和我还聚在一块儿专门谈了这篇讲话。今天我们大家讨论的还是这个主题,这就是武克钢先生谈到的工商文明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中国当前的矛盾冲突和未来演化,以发展工商文明为标准,看待政商关系,看待劳资关系,看待城乡关系。十年前夏骏他们拍出了《河殇》,提出了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冲突,要求走向蓝色文明。蓝色文明是什么?黄色文明是什么?似乎没有落到大地上来。总的情绪是呼唤改革开放,呼唤向西方学习。情绪非常真诚强烈,震憾人心,影响了当年无数的人。《河殇》中,展现的是现代和传统,开放和保守,改革和反改革的对立。当时的那种感悟是了不起的,但现在看来,那种感悟似乎让人感到缺少实地可以落下来,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市场经济和工商业的全面发展,没有城市化和城市利益集团的蓬勃发展。

  这以后,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河殇》。从克钢讲的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出发,我们觉得当年《河殇》所说的蓝色文明,其实就是今天克钢先生所说的工商文明。这不是什么简单的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工商文明发展的问题。克钢的语言不是理论化的,实来实去,要点清楚,一针见血,带点儿调侃,充满泥土气息,活泼生动,企业界的朋友们十分喜欢读,他们说这是我们企业家自己的语言风格。今天大家在一起,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主题再以各种方式扩散。这样的主题,工商文明,是价值共识有可能得以建立的基础。

  穆军:我们中国人现在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价值的时代,硬要说共识,好像只有一个,这就是不择手段搞钱。仅有这样的共识很危险,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共识。

  人家美国人总说,我们美国价值观。我们能不能说,什么是中国价值观?没有基本的价值共识,很成问题。

  杨鹏:封建社会的中国,是有价值共识的,例如儒家那套价值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什么的。法律和道德,就以这种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为基础。其实,这样的价值共识,出现在一切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下的价值共识,它是以农耕家庭为基础的。现在一些新儒家的朋友,仍然希望恢复这样的价值共识。

  但他们忘了基础都变了,价值生长的社会基础完全改变了。现在是工商业主导一切,再边远的农村也被卷入了工商交换的网络中来,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结束了,家庭作为生产组织核心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的价值共识,只能从克钢提醒大家注意的工商文明中来,现在的价值共识必须是能够促进工商文明发展的价值共识,这才有真实的社会基础。法律也好,道德也好,根子必须从农村移到城市,从传统农业移到现代工商业,从家庭移到企业中来。

  工商文明有自己的道德和法律基础,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基础。讲道德,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道德的问题。在工商文明的前提下,自由肯定是第一道德,你自己都不能自主地思考,自主地做生意,自主地贸易,根本就没有人格和道德可言。在工商文明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化的,自由、平等、法治、守约,这些都是工商文明背景下的道德。现在学界有些人总在抨击中国社会不讲道德,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但你再问他一句,你希望什么样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在道德原则的理想上也是混乱的。例如,一些新儒家朋友骂社会道德沦丧,礼崩乐坏,要讲道德,要讲纲常伦理。你去问问他们,儒家讲“五伦”,不要给我说孔夫子如何讲“五伦”的,你说说看,今天的“五伦”应该是什么?没有几个说得清楚的。他们可不管这个,只告诉你孔子怎么讲的,孟子怎么讲的,董仲舒怎么讲的,这就很无聊了,翻翻书就知道了,这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大家骂道德混乱,其实这表现出了中国在转型时期道德的混乱和过渡状态,旧道德共识结束了,维系不了这个社会了,但是还没有出现新的道德共识。其实,只要站在工商文明这个基础上,道德的基石就出来了,法律的基石也就出来了,国家制度转型的标准也就出来了。穆军先生是搞投行的,读书很多,他十分喜欢克钢这篇讲话,向许多朋友推荐,有不少深刻的看法,先请穆军先生谈谈。

  穆军:我谈谈这个事的由来。那天我正在读这篇讲话,正好夏俊和一个朋友来找我聊天。

  当时看完后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我读到武克钢在讲话里面提到暴民和暴政的关系,这与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一路的。吴思的《潜规则》出来时,我就觉得有意思,后来《血酬定律》出来后,我就觉得更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呢,我觉得这么多历史学家也好,学历史的人也好,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找出一个观史的新角度,而这是很不容易突显出来的。我发现,吴思这个人在时间间隔很短的两年里提出了两个观史的新角度,这很了不起。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当时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到,这个人昏灯之下看历史,看了一辈子,突然有一天醒悟,看出满纸都是吃人。实际上在《潜规则》中,吴思就看出了潜规则,看出了历史发生的力学原理,正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出一个结果,如果一个人只是天真地遵循正规则来做事的话,一定会出错。第二本《血酬定律》就谈到了,过去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谓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以暴力追求血酬,这样的规则支配了中国的历史。武克钢先生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到了破坏工商文明的“两暴”,就是说看到了血酬定律对中国的危害。我读后感受比较深,我马上想到当时夏骏他们搞的那个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区分。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商业文明和蓝色文明本身的经验很少,那时的热情是要向别人学习,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说“不学习就要被开除球籍”。那是一个知识很少,但很冲动的时代。结合克钢这篇讲话,其实很清楚了。以前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权威的解释称之为“剑桥解释”,即中国这么几千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长子继承制。为什么呢?涉及到一个投资理念的问题,钱或者说资本这个东西有个特点,阈值以上称为生产资料,阈值以下称之为生活资料。举个例子,一个老头,他的钱积累起来了,过了阈值了,多余的部分应该拿去投资了,变成生产资料了。但是,他的五个儿子一分家,又把这个资本分散了,每个人拥有的资本都只是在阈值以下,又变成生活资料了。所以在中国老是形成不了那个超过阈值的生产资料,形不成投资资本。这个说法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但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为什么?我觉得,一是不同人的阈值表现不同,一个非常刻苦的有心人,一万块钱就可当创业资本了,这老兄不吃不喝拼命干活,拼命积累。

  更深的解释,是吴思的《血酬定律》,是克钢的“两暴”现象,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工商力量不是被暴政绞杀就是被暴民绞杀。过去,发展和积累刚一过阈值,可能有钱搞投资了,最终肯定被绞杀了。这样的教训,使很多人弄到一定程度时,就只能小富即安了。咱们自己小日子过好了,别露富,要不然不是有人来绑票就是有官府来欺负你。所以才造成中国的资本主义几千年都没法发展。中国的工商力量,总是处于暴政和暴民两股力量的夹击状态中,暴政和暴民,这两股力量总有一天会抑制工商的力量,这是一个三方共输的局。为什么说共输呢?工商衰败了,政府税收、民众就业、国家实力都受到影响。反观西方则不同,工商这股力量是民众和官府两股力量的先遣军。我们是官府和民众这两股力量封着工商这股力量不准走,西方是政府在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民众也在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是一个三方共赢的局。为什么说共赢呢?工商发展,政府有税,民众就业。为什么说政府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看看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时期,商人打头阵,例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由政府和民众在后面撑着“咣咣咣咣”地在全球扩张。今天的西方跨国公司背后,都是政府在推动的。说实话,美国公司在中国一遇到麻烦,美国大佬马上就发话。动用政府的力量、传媒的力量为工商服务,工商赚钱后大家来分享,政府有税收,民众有就业,生活改善,国家强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抽象出一个结论:今天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在社会这个系统形成一个关于工商文明的共识。如果大家都明白,工商业者、政府和百姓们都明白了,这三股力量应该是这种共赢结构而非共输结构的话,那么中国工商力量发挥的作用与西方是一样的,不然就会出问题。举个例子,现在老百姓“仇富”,官员们杀“大肥羊”,再加上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躁动,一不小心商人就成“替罪羊”了。干了二十年,自我感觉良好,过两天不是暴民冲上来吃大户,就是政府自己搞不定了,转移注意力,说百姓吃不上饭都是你商人闹的,商人就成了官家的“替罪羊”。

  杨鹏:有人把这归纳成“上下联合打中间”。

  穆军:这是社会的一个不良倾向,大家要有这个警惕。为什么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前我跟杨鹏聊天的时候,我鼓动杨鹏抽象一下中国的价值观念。比如美国人张嘴就说我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现在没价值观念共识,政府宣传的是一套,老百姓自己认自己的感觉,我总结是“为钱可以不择手段”,这才是现在的社会共识。但这种社会共识完全是一个负向的社会共识。怎么样才能形成正向的社会共识呢?正向的社会共识说起来不是特别复杂,我手上这本《征服世界的理念》,就说清楚了,这就是和平、自由市场和民主。看近现代史,这三个理念是逐步扩展的趋势。作者举了个例子,9·11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一次袭击,但作者说没关系,因为它不能动摇这三个理念。没有人因为9·11,就失去了对和平、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信仰。作者认为,9·11跟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不同,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动摇了这三个理念,列宁、斯大林专门组织了一帮人动摇这三个理念。马克思、列宁有替代方案,拉登没有替代方案,所以说拉登不可怕。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克钢认为,这样的价值共识有助于发展工商文明,就更重要。回过来说,我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抽象。

  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官家搞出来的,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不是美国政府推动的,是美国民间推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把今天我们的讨论定位为,我们同意,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同意了,或者通过我们的力量有一天让更多的人都同意了,认同工商文明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这个共识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老毛有句话叫“纲举目张”,提纲挈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都在呼唤法制,但小农经济有小农经济的法制,工商社会有工商社会的法制,不一样。举个例子,索罗斯看得最清楚了,他当时想改变苏联又没别的招,他说就让苏联人学会做生意,自自然然,做生意了,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法治了。通过让他们做生意,慢慢渗透就OK了。实际上,索罗斯的意思,就是让工商的精神慢慢植入人心,以后自自然然地,大家就要求稳定,要求法制,要求守规则,商人最怕的就是满街的超限战。满街超限战,生意就不灵了。我想咱们在座的这几个“瓜”,有没有雄心,我们自己能不能先想清楚,再动员我们身边的人想清楚,就是中国是不是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把工商力量从被打压的位置挪到先锋队的位置上来。不是形成暴政和暴民两股力量夹击工商力量的趋势,而是官府和民众两股力量推动着工商力量的发展,然后工商再反哺民众和官府这两股力量。这个共识十分重要。蓝色文明说起来是工商文明,但工商文明的说法,比蓝色文明更加具象一点,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夏骏: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对未来生存法则的确认,未来怎么个活法这么一个题目,或者说这么一套逻辑。我完全认同,工商文明转型成功,中国就成功,工商文明转型失败,中国就失败。

  穆军: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私下聊天,他认为老毛的理论核心就两条。老毛怎么说呢,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第二句话:“造反能成功。”

  造反能成功,这是用阶级斗争史观来解决的。造反有理是一句话,哥儿们你看看历史,很多人造反成功过,史观就起这个作用。他不附上这个证明性的史观,光喊造反谁去呀?对吧?

  第一造反有理,第二造反能成功。所以,我们推动工商文明,再附上工商发展必然成功的史观。违背工商文明发展这个趋势的保证垮台,顺应工商文明这个趋势的保证起来,这个史观是很清楚的,不容质疑。一句话,你抽象了一个纲领,同时用一个史观来证明,那么社会上就容易接受了,大家觉得你说的是对的。社会上就慢慢酝酿出来,我称之为正向的价值观念。

  这个正向的价值观念能够顺顺利利地帮助工商来发展。

  吴思:我觉得武总写得很好,整个的方式和方向很对心思,有些表述方式和感觉已经非常接近十环的位置了,但还可以再往前蹭一下。比如你一上来就说,“我读中国史,读来读去就三个字——官本位。”我觉得很精当。

  但“官本位”这个词有点秃。我们以前一向用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现在号称是社会主义,都是按主义来分的。中国传统用语不这么说,但也有封建一词。如果我们按现在老百姓最熟悉的方式来说,接上这个口,接上这个词,我觉得比“官本位”更帖切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以后就说官家怎么怎么样,那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吴敬琏说,中国现在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这词很好,他说出了一种真实的倾向。但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说了算,资本家控制了暴力,有立法权。中国不是这样的,资本家说了不算,官员说了算。所以“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比较准确,叫“资本-权贵主义”。

  权贵们总要看在哪里能把权力卖一个最高的价钱。如果在农民那儿卖得最高,就是“农民-权贵主义”,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地主-权贵主义”,地主是农业经济的成功者、胜利者。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工商社会,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20-30%了,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那么权贵在资本那儿才能获得一个最高的估价,所以就应该是“资本-权贵主义”。但这个权贵有一个问题,权贵是世袭的,通常我们想象的这个词与贵族有关。官员虽然也难免世袭,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而且不占据核心地位。所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官家主义”,而不是权贵主义。

  针对中国当代社会或历史形态,可以给出不同角度和不同阶段的定义,例如说中国是帝国制度,主要结构是皇帝、官僚、农民;后来是党国制度,以一个党为领导核心,中层是官僚,下层也是农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主要的生产者和财富创造者不是农民了。但是,无论是党国还是帝国,“说了算”的那个阶层都是“官家”。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接着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中国社会就是工农-官家主义,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

  “官家”这个词是有歧义的,有很宽的一个面,但正因为有这个歧义,我觉得才准确传神。既是皇帝,又是官府——可以把官府理解为条条和块块的利益,部门利益显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就是官僚个人的利益。最高权力皇帝的利益可以呈现为立法,最高的法。部门的利益也可以成为法规和政策,有时这些法规与最高级别的大法有冲突,但它们一直在中国堂堂正正地发挥着作用。这是“官家”中的皇帝和官府说了算的表现。官僚自己说了算的表现就是潜规则,咱们不明说,但都这么做,我让你知道我是厉害的,说了是管用的。这三层的主义,皇帝、官府和官僚个人,大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制订规则,“主义”,在规则方面说了算。

  “官本位”与“官家主义”的意思非常接近,说的是谁制定规则,谁执行规则,这已经到了要害处了。进一步说,无非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与过去的话语体系接口。而且官本位内部是有结构的,我们要换一个新词,以便把它拆开,让我们看到条条块块的部门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和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利益,这样官本位才更加清晰准确。

  官和商的关系是今天我们的讨论要点。在官本位或者官家主义的社会之中,工商集团和官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它的标准的样子与西方不同。最典型的是景德镇。景德镇在历史上是工商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城镇,它是工商业者创造出来的城市,而且在世界上那么辉煌。我们看看它内部的实际结构是什么样的。

  第一,官家主义做主的成分是“御窑”。所有的高岭土是皇家的,谁也不许挖。你可以偷偷的弄,偷偷的买,这是私下的一种交易。民窑可以用普通的陶土,但最好的陶土是皇家垄断的,江山就是皇家的。皇帝还规定,所有的青花瓷谁也不许烧,只有官窑能烧,谁敢烧青花瓷谁就是死罪,谁敢用都是大罪。官家用暴力划分利益边界,看看工商业中哪块利大,最大的利益归我,谁敢染指就要谁的脑袋。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点。

  只要有利,官家就可以直接经商,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最大的资本家。它不光是一个暴力集团,也从事生产。但它从事生产时通常比较笨,因为代理层太多,而且另有优势,暴力优势,犯不上去努力经营,遇到竞争了,很简单地下道禁令,不听话就收拾你。他的努力方向朝向这里,因为他的优势就在这里,自然按捺不住地要发挥他的暴力优势。

  如果官家需要好东西,他可以把一大堆工匠拘来,说你给我烧龙缸,三年烧不出来我把你烧了。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征,就是用暴力维持了皇家御窑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特权秩序中,最重要的资源,最好的技术,别人都不能碰。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官家切走自己的利益之后,民间开始瓜分剩余部分。老百姓用的粗瓷大碗官家不烧,烧起来费劲不赚钱。他竞争不过民间。像《盐铁论》里写的,一旦把所有的盐铁都垄断起来——铁当时是高技术,特别赚钱的——结果事情就给官家搞砸了。官家炼的质量差,服务也差,老百姓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官家垄断了盐铁,铁反而成了灾害,官家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赔钱。烧瓷也是一样。官家将一些领域让出来不干,是因为按官家层层代理人的这种结构来经营,很多利益是抓不到手里的,无利可图,只好说,好吧,你们干吧。被迫让出一些领地,一些资源一些市场归民窑。

  民窑怎么争夺这块利益呢?并不是当代人通常想象的那样搞市场竞争。现在一说到市场,我们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市场,不是美国的就是欧洲的。现在的市场,是谁也不准砸碎别家玻璃,不许械斗,不许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可是过去在景德镇那儿,比如说这个是烧七寸盘的,那个是烧碗的。烧碗的最近生意特好,你本来是烧盘的,也要来烧碗。这不行,你不能烧,我发现你抢了我的市场,我就会跟你去谈。你烧盘那会儿我没烧吧,现在你看我生意好你就烧,你这不是抢我饭碗吗?不是抢我钱吗?咱们得评评理。咱们都是北京人,咱们都到北京会馆去,请来同乡喝茶评理。如果你不属北京会馆,属浙江会馆,咱们谈不通,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评理的,咱们就私下开打。你烧我的东西,不就挣十万块吗,这次我准备出5条人命,一条人命2万块钱,咱们打,让你挣的那些钱一分没有还倒给,我不立这个威,以后还会有人跟我抢。咱们打完一场,你认输了,你就唱一台大戏,向我赔礼道歉,这事就完了。市场壁垒就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建窑和修窑都要技术,原来是鄱阳人垄断技术,任何外籍人都不传。

  后来鄱阳人带出来一个都昌的外甥。这技术就传到了都昌。你不修的小东西我修,后来越发展越大,打一场他发现对方太强大,打了得不偿失,于是让步。窑分为柴窑、槎窑,赚钱不多的槎窑归你,大的柴窑归我。首先靠技术垄断,其次靠暴力,形成利益分配格局。为什么要拼了命打?因为农民一旦进了城后就回不去了,他的地没了,或者他出来就因为没地了。

  所以你让我失业就是要我的命,让我饿死还不如先拼个你死我活。所有打码头的规矩,它的根都在这儿。脚行的,凡是涉及到纯粹卖力气的,这个色彩就特别明显,所以打码头都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你让我在这个码头上没有扛脚的机会,你说你让我干吗?再没路了我就当土匪,当土匪反正都得玩命,索性我现在跟你玩一回吧。咱们练一回,练赢了这块是我的,你走人。那时的这个竞争是全方位的,绝不像我们现在的竞争是不许动用暴力,不许玩命的。

  他怎么能不玩命呢,你要我的命嘛,不管用明的暗的反正我得玩命。一旦是靠玩命建立起来的市场,它一定不是凭着价格、凭着质量这些东西来竞争,它的核心是暴力。打完后你不碰我了,咱们相安无事,你还要碰,咱们再打。

  景德镇就建立了这样的秩序。它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僵化,缺乏真正的技术和质量竞争。走到最后,日本陶瓷发展起来了,你可以对内动武,对内限制创新,但是限制不了外国,打不到日本去。结果,到了清中期往后,景德镇的竞争优势相对外国已经没有了,技术优势也没有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大量来自日本的瓷器涌入景德镇,景德镇的人感到奇耻大辱。

  官家体制剩下来的这一块利益就是这样分配的。官家尽可能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一旦格局确定之后,它就尽量少管事,不干预民间事务,或者私下被人收买后再管事。由于官家不负责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留给民间的空间太小,在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争夺一定会加入暴力因素,以暴力形成工商界的秩序。在官家用暴力切走垄断那块之后,剩下的部分仍然由民间用暴力进行分配。

  第三步就是官和民的互动关系。民间对官方的一般态度是,你要的我都给你,我惹不起你。在这个前提下,民间和官方继续互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现象,我用了一个词就是“一个人的革命”。我这个资本家或者我这个老板,绝对不敢去想象改变帝国制度,官家为我立了法,盐商作为一个整体,不敢说改变国家的盐业政策。但我可以招待好皇帝,让他比较顺心,做一点小的政策的调整,收买皇帝,或者收买地方官府的执行人员,就是让各种各样的与我有关的,围绕我这个群体或者我个人有关的官家立法或规则变形,在执法上也发生变形。他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改善个体的生存氛围的营造上。经过这种变法之后,你还能说他是在帝国制度下吗?还是在那个官家制度下吗?他偷税漏税的结果,比彻底去执行的那个税法还合算,哪怕以现在西方的那个税法环境来比较,也可能还不如他完成了“一个人的革命”后的政策环境好。税极少,还没有工会,还可以形成一些垄断,让官家帮他挡住他的竞争对手。

  商人用这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之后,便形成一种常规方式,就像“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他是“一朝天子一朝商”,或者“一任知府一任商”。但是也有问题。知府走了我得买新的,于是我就有短期行为,在本任知府当政的时候捞回本来,至少先够本了。如果知府带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我竞争不过,我就不干了。很多中国资本家的成长不能延续,不敢有长期打算,就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商”。

  “一个人的革命”无法延续无法持久,难以积累和传续,甚至于这“一个人的革命”是违法的。顺着潜规则的思路,可以把这种革命称为“潜革命”,见不得人的革命。一旦被人抠出来,马上就有人收拾你:“瞧瞧你干的这事啊!怎么摆平吧?”怎么摆平?他把挣的一百万分了五十万,回家养老,人家不再追究,同时让出地盘,让新来的人搞他的潜革命。这就是中国商人的“一个人的革命”,成本很低,很方便,但是非常不稳定,短命。这就是中国历代资本家所努力的方向,“一个人的革命”,而且现在还在走这个方向。

  由于官家太强大了,每次变法或者革命的成本太高,对大家团结起来的威慑和抑制极强。

  你要敢联合行动,我“露头就打”,现在还是用这个词。你敢联合起来吗?你敢搞组织吗?

  严格禁止。但是,你私下买通我,我很欢迎,我就希望卖个好价钱。这一正一负一推一挡,就逼着所有的工商界成长起来的力量都走“一个人革命”这个方向。

  讨论中国工商界问题的时候,从历史脉络上,从真实的行为上,可以离西方惯用的概念远一点,因为那些概念描述西方非常准确,描述中国状态时缺失甚多,或者是不能让人看到真相。我们现在不分适当不适当,呼噜呼噜就给盖过来了。真要用的时候,还是要再调整再说明。

  最后,从古到今,官府对工商业者的态度,还是不许大家惦记着整体的方面,体制改革威胁到整个利益集团,威胁到官家集团的历史和生命,威胁到他们每个人当下的利益。官家鼓励或默认商人“一个人的革命”。我觉得工商界发挥作用的要害,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搞“一个人的革命”还是要体制改革。

  我认为工商界当然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人的革命”是成本最低的,这是实际上大家都默默去做的,虽然不那么说。但是,这个事一旦叫起真来,拿到桌面上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短期的利益最大化,但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相悖的,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冲突的。而且走这条路是不断给自己加绞索。“一个人的革命”愈是成功,脖子上套的绞绳就愈多。你在买通了一个人后,为了你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你还会继续追加投入,而且既然是已经买通了一个人,就希望把买通的这个人的最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他替我去挡竞争者,或者去弄贷款。这个东西又导致人们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绞索越扭越紧。

  这既是成功,也是自杀。顺这个方向,是长不大的,你想长个百年企业是不可思议的。百年之中你不得罪一个人把你老底兜出来是不可能的,兜出来你就死定了。你可以犯一百次小的错误,但你不能犯一次致命的错误。任何老板都清楚其实这不好,但他没辙。

  那么,资本的真正利益在哪儿呢?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我们假定有一个“无知之幕”,就是你事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我是不是将进入云南市场,或者已经把云南买通了。

  在我买通云南之后我是不希望别人进来竞争的,这是合乎我的利益的。不知道你在哪儿时,你希望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无垄断壁垒的市场。我既然自信,在公平制度规则下,咱们公平竞争,我就知道有我一碗饭吃,有我一块地方,而且那样一来我们的竞争不是玩命,最多输了我们把钱赔了,我们退出。这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的好处。

  “一个人的革命”这样的竞争是玩命的。总之,如果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推测,最合乎资本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就是平等,市场、竞争、自由、法治,就是咱们的权利,谁也不容侵犯,产权保护,这些东西其实西方已经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楚了。自由、平等、博爱,法治,那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革命”的结果。

  杨鹏:刚才吴思讲的,商和商之间、官和商之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由暴力来划分市场和利益,“一个人的革命”,我听下来感到非常震憾。这么看起来,西方工商文明能持续发展起来,是因为他们为工商文明奠定了一个体制基础,他们有一个企业家群体性的体制变革,彻底把工商业的长远大利益转化为制度和法律,保证了工商业的长治久安。西方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皇权与商人合谋,商人也有一个“个人的革命”的阶段,东印度公司,也是先找皇家要了一张特许证,个人革命成功了,才开始做大的。关键是他们后来有一个集体性的变革,用体制改革来保障工商业的持续发展。

  穆军:刚才吴思讲了一段中国工商的历史,商与商之间暴力划分市场,吴思说与西方不一样,实际上与西方也一样。美国当年开采石油的时候,商人互相炸输油管,很厉害的,这已经是一八几几年的事了。我的意思是,在野蛮竞争时代,国外也是拿命来拼的。你要说起“个人革命”,西方开始时也都是个人革命,罗斯柴尔德,当年一个人搞定五个皇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资本主义的明珠,罗斯柴尔德家族,帮着五个皇帝筹军饷。那个时代也是这么玩的,当然最后他自己也被暴力排掉了。现在俄罗斯一帮暴富的,市长不批字,在过生日时把他干了。所以我认为,人类基于利益冲突会有这种血腥,这种争斗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你提的这个例子并不影响我们现在要说的工商文明这个主题,只不过帮我们把这个主题弄得更清楚。看看工商史,也是从一开始比较血腥,慢慢变得比较绅士,后来慢慢变得比较和平,讲规矩了。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希望推动民族形成的工商共识,是早一点摆脱这样的血腥,早一点摆脱你说的超限战的竞争方式,拿命来拼的竞争方式,早一点摆脱那种非得逼着一个人去做“一个人的革命”的环境。商人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都有屈辱。

  武克钢:只有把商人的痛处点破了,商人们才会说对啊。干嘛不能建立一个服务于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制度规则呢?把潜规则抬到桌面上来谈,把明规则定出来,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按照这个明规则往下走,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在国外留过学,又在官场很多年,我也是很自信很自负的一个人,但我到商场后,还就只有这么玩。回头看,我也没逃出“个人革命”,“个人革命”的能力再强,还是难以长久。工商文明要压住“两暴”力量,我就是担心这种趋向。

  穆军:你说这些商人,在老百姓面前好像很自豪,你看我有钱坐奔驰,其实晚上一回家,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想社会上这帮王八蛋,非把人气死。我认为现在正好到了一个契机,似乎我们应该想法促成社会形成这种共识。我们简单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工商群体、民众群体和官僚群体,大家一起形成一种共识,把工商从被夹击的这个位置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如果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大家都好过一点,这个是个共赢结局。如果继续夹击工商,这必定是个共输结局。为什么说这是个共输结局,逼得商人都到国外去做寓公了,商人都失业了,没税收了,官家更难弄银子了。再说坏点,这个在国外做寓公的,也没闲着,每天通过互联网骂政府。美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家比,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难做,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社会关于工商至上的共识,社会环境不好。美国企业家只需要克服经营风险,但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应对同美国企业家一样的经营风险之外,还要克服巨大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别人伤害你,跟你玩超限战。中国的企业家70%的精力都用在对付社会风险,不是对付经营风险,而且这种社会风险,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慢慢加大,成几何级增长。我们大家及我们的阅历、精力、研究或者我们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激情、或者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我们拧成一股劲,从各个角度往这上面添砖加瓦,直到有一天形成社会共识,连老百姓都知道,比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大家尊重工商文明才会有契约精神的。克钢说的“官本位”,其实是权本位、暴力本位。一官员去看戏,不付钱,冲着要钱的人说“认识我吗?”回答“认识”,啪给个大嘴巴,“认识还要钱”,回答说“不认识”,啪又是一个大嘴巴,“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你说,看戏付钱,这是工商文明的原则,他老兄不要工商文明,要来个丘八文明,老子有了枪杆子干嘛用呢。如果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确定工作,假定我们就定下来出一个专题片,出一套系列丛书,去鼓动一些学者来加盟,就可能形成当年所强调的那种启蒙的作用吧,在形成工商规则的共识上起社会作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法律和道德,承认工商文明至上的社会共识,这是全社会最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你想改变你的生活吗?先把你的观念改变了;你想改变他的生活吗?先把他的观念改变了。”

  杨鹏:克钢这篇讲话,左中右的不少学者都看过,没有人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一些人准备写评论。反正克钢讲的是大实话,抓住了问题的焦点,表达的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立场和理想。只要承认惟有工商业能使中国富强,讲话的基本看法就是符合实际的。

  武克钢:无论有什么看法,起码我认为,大家现在主要靠工商文明讨生活,中国要靠工商文明来竞争,如果不提工商文明,他要把秦始皇请出来乱整,恐怕他自己都会认为站不住脚。今天你们几位智者凑在一块,商讨有可能把这个感受形成一种共识。我觉得这种共识比较有可能,我们又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心平气和、老老实实谈问题,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是为了找出一条大家共赢的路,是为了企业好,为了职工好,为了农民的孩子有工作,也是为了政府好。现在不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工商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利润、就业和税收的基础,如果工商业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就业、税收和利润一垮,就和谐不了。这是个常识。我只想当个实在的商人,讲话里的东西,只是一点实际生活的体会,加上与杨鹏等朋友交流后弄出来的。

  穆军:我记得当年崔健的《花房姑娘》里有一句“你要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其实海是什么样,没见着,反正方向是对了。这首歌很可以描述当时的这种心态。

  现在可以说了,这个大海,这个蓝色的大海,其实就是以科技创造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工商文明。

  吴思:武总的讲话里有两个故事,一是女王要进小伦敦,得敲门得到允许才能进。另一个是德国商会得先授予市长海军上将的头衔,他才能当市长。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谁说了算”。“谁说了算”这就是主义的由来,就是主义的根子。谁做主、谁立法、谁说了算。

  这两个故事,在一定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是可能的。资本家能说了算吗?面对贵族,贵族是骑士,是暴力的拥有者,资本家怎么能说了算呢?穆军说不能搞超限战,这破坏工商秩序,这样的要求可能在一部分地区有效,一部分地区没效。太穷了不行,他说,我承诺了,我得负责。但我家穷得叮叮当当过不下去了,我的承诺不值钱了,我就翻脸,你怎么着?大主教把这块地卖给你,过两天没钱了,不干了。这种事贵族经常干,说翻脸就翻脸。我说了算,枪杆子刀把子在我手里,你能怎么着?什么时候资本家能够面对暴力集团说,“我说了算”。让你不敢翻脸,这地卖给我就是卖给我了,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回去。到这个时候那就是资本面对贵族真正成为主义了,他占上风了。

  为什么小伦敦没被拿回来?因为工商业的力量已经很大了,贵族知道他要去夺的话可能会导致麻烦。要把这个真事讲清楚,就特别精彩。

  还有市长那件事。敌人攻城,为什么是工商界来守城呢?最有动机守住这个城的人一定是工商界,他们有财产在这里,工人可以跑,官员可以跑,工厂商店跑不了,所以他们才会选出一个人来说,你给我守住,给多少钱,守住了重重有赏,守不住了我们跟你一块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是损失最大的,因此是最肯玩命的,而且他们动员了最多的暴力资源支持他们,他们是暴力最强者,当然可以说了算。我可以任命你当海军总长,我也可以任命他。

  以后资本家们再建立一个机制,让这个海军上将不能翻脸。只要建立起这个权力制衡机制,资本主义在这个城市就成立了。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都知道问题在哪儿,比如说工商界跟官府的关系,其实很清楚,保护工商业,税基可以扩大,整体利益是最大化的,官府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如果破坏工商界,反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是自毁利益基础。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武克钢:工商文明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大家都更好的一种方式。工商集团包含了企业家阶层,也包含了职工阶层,还包含了为工商秩序服务的公务员阶层,大家都吃工商饭。

  吴思: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对立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对立。总的原则,应当是生产集团说了算。我觉得资本家一定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因为他是工商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也是市场需求的发现者,还是组织起资源来满足这个需求风险的承担者,还是资源的提供者,最后办砸了他倾家荡产,他当然是一个核心的组织者,所以说他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并不错。

  但如果他作为全权代表,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反而引向一个灾难——过剩。我觉得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说了算,这个很不好,因为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剥削过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最后伤你自己。让一部分工人也说了算了,结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我觉得,西方自从芝加哥工人的“五。一”之后,在立法上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工会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参与了立法过程,也说了算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家说了算了,工人阶级也说了算了,你怎么还能说我是资本主义呢?一旦工人阶级进来,无产阶级进来,实际上已经不是资本单方面主义,而是一种全民主义了,因为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各个阶层发表意见了,大家都有权参与立法了,其实这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主义”,就是社会主义。